我看书斋

第53部分（第1页）

综复杂的党派关系。

关于解放区的医疗状况和需要，保盟通过周恩来的办公处，现在能相当经常地收到保盟驻延安通讯员马海德医生的报告。马海德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于1936年同斯诺一同到红军部队中去的。

重庆又是从日本占领的北平、天津和其他城市逃出来的西方人必到之地。他们的行程部要先经过大片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到达延安，然后再到重庆，最后返回本国。他们长途跋涉，有时步行、有时骑马，经过的地方名义上是日本占领区、实际上已由八路军收复，他们的亲身经历极有说服力，特别在国民党对中共实行严密的新闻封锁的情况下更有价值。他们往往要走好几个月、路程长达几千公里，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可以说明抗战的范围和效果的无可辩驳的证明。而且这些人过去从来没有左倾的思想，所以没有人能说他们是“赤色宣传员”①。曾向宋庆龄和保盟谈过经历和见闻的有美国花旗银行北平分行的前经理盖伊·马泰尔·赫尔，两位法国人乔治·尤尔曼和勒内·唐永（他们立志追随戴高乐将军）和一位荷兰电气工程师卡尔·布隆基斯。

①格雷厄姆·佩克着《两种时候》（英文），603—604页。谢伟思着《在中国失去的机会——谢伟思战时报告集》（英文），第107—111页。

印度国大党援华医疗队是差不多五年前宋庆龄从广州送走的。队员巴苏医生在游击区和延安服务多年后回国，途经重庆。他在战地不只是一个抱着同情态度的观察者，而且是一个参与者。宋庆龄见到他时详细地询问了医疗保健情况以及这些地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是如何应付环境的。这位年轻医生还写道，她以私人交往的方式表达了她对印度的同情：“像一位真正的母亲，她专门准备了鱼给我吃，说孟加拉人是爱吃鱼的，而我大概已经好多年没有尝到鱼的滋味了。”①

①有时是有人自己不敢多说。如燕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威廉·班德和他的妻子克莱尔（他们是英国人并打算到重庆的中英科学合作委员会工作）就曾被英使馆告知，不要对人谈起在解放区的见闻、回避中共在重庆的代表（这些代表受到监视），甚至拒绝接受宋庆龄的邀请（“她也受到差不多同样的限制”）。直到战后，他们在所写的《同中共相处两年》（英文）一书中才公开他们的经历。

这个医疗队的另一位成员柯棣华大夫在继白求恩大夫任国际和平医院院长期间积劳病逝。宋庆龄在给柯棣华在印度的家属写信时表示了深切的悼念，并像常做的那样，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及进步事业联系起来：

“白求恩大夫是一个加拿大人，受本国和美国的反法西斯组织派遣，先到西班牙、后到中国，为那些在这场全人类现均已卷入的伟大斗争中最早倒下的人救死扶伤。

“柯棣华大夫来自印度，受印度人民的派遣，为同一个进步事业服务。……

“当时，这一事业还不是普遍受欢迎的——正如现在，它仍然不是到处都受欢迎的。为之而战的人们受到诬蔑、为人叛卖并得不到战斗所需的手段。

“如同白求恩大夫一样，柯棣华大夫的名字将被永志不忘。那些在经受伟大考验中得到他的医疗服务和印度人民一致支持的人……（以及）我们这些把每一个争取自由的战斗都看作自己的战斗、属于各个国家的人，将永远怀念他……”

“未来将给予他甚至比现在还要崇高的荣誉……因为他是为未来而斗争的。我们自己深感骄傲，因为像他这样的人从全世界各地都来帮助我们战斗——承认我们的战斗就是所有人的战斗。”①

①巴苏日记集《延安的召唤——印度援华医疗队记事，1938—1943年》（英文），第329页。

她对印度为摆脱殖民主义而进行的斗争一贯给以支持。战争中期，蒋介石曾访问新德里。当时她给一位友人的私信中说，“委员长一行仍在印度，他此行的真正原因猜测很多。不管什么原因，我敢肯定，我们能够指望尼赫鲁和他的党领导印度人民，为争取自由进行英勇斗争。”①

①引自盛贤功等编著《一位印度的自由战士》（英文），第185—187页。宋庆龄的唁函日期为1943年2月7日，柯棣华病逝在1942年12月9日，因游击区交通不便，所以重庆得到消息较迟。

把保盟的医疗物资运送到解放区去，要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这件事在重庆有漏洞可以利用，（虽然开始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漏洞），这在香港的后期是没有条件的。周恩来和其他中共高级谈判代表在国统区享受着某种类似于外交官的地位，他们往返延安重庆之间可免受检查。因此，他们每次总能带一些体积不大、但很重要的东西如外科缝合用针、牙钻钻头等，在口袋或公文包里就能带上相当数量。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1943年6月），国民党被迫放行了一批供应给国际和平医院的物资。在同年9月印行的保盟年度工作总报告①中曾提及此事：“尽管总重量不超过一吨，这批物资确实包括了宝贵的外科手术器械和相当多的磺胺药品，这些都是通过美国红十字会和私人捐赠者的热诚合作而得到的……这批物资是在八路军谈判代表的护送下运输的，所以才得到许可……但这一行动不能被认为是封锁的永久撤销，这样的封锁已持续了三年，使医药供应到不了游击队手中。”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42年2月22日。

在那些年代里，一吨物资对于这支作战最积极的中国军队来说，是太微不足道了。这支军队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在敌后作战的区域内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但有这一点总比完全没有好，而且以后还有——虽然为数总是有限。

（四）在新的国际环境中工作

在重庆，一种新的国际环境也在出现。日本袭击珍珠港后，西方国家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盟国。它们不再绥靖日本、也不再阻挠中国的作战努力。它们还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内部团结对这一世界性的战争有其重要性，而在抗日的力量和反对投降的坚决性方面，中共领导的军队位于最前列。

因此，当人们看清这些现实情况之后，宋庆龄在越来越多的驻渝外国官员、军人和记者中间，赢得了更多同情。他们所能产生的影响要远远超过香港的外国人，因为他们是驻在中国的战时首都，而香港只是僻处一隅的地方。

由于是在重庆，宋庆龄还能有机会向一些短期来华访问的高级人物说明她的工作和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这些人物中有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曾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和美国副总统华莱士。

威尔基以所着《一个世界》（“One　World”）一书著名，他在书中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来华访问的时间较早，是在1942年。作为到那时为止访问战时中国的最显赫的美国要人，他受到了国民党大吹大擂的欢迎。蒋夫人宋美龄亲自安排他的日程，并且尽可能地把他“包揽”下来——从而使他不受任何来自国民党对手的影响。宋庆龄对威尔基的印象不坏，但她没有机会接近他，周恩来等人倒是同他谈了话。她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在几个场合见到他，但始终没有办法同他单独谈话……他的日程是别人给安排的，所以他没有时间去见他想见的人……但CEL（指周恩来，“周”的旧音译为Chou）会有机会在他临走之前同他谈一次……8ra（指八路军）的林彪明天将到达，所以他可能有机会向威尔基提供第一手材料，因为他刚从前线回来。”①

①保盟工作报告《在游击战中的中国》（1943）（英文）。

她对开明的副总统华莱士在对华关系上寄予更大希望，因为他是农村出身。他访华是在1944年6月间：

“华莱士先生很快就要从天而降了。我希望他有机会去访问一下农民，看看他们怎样耕耘、怎样生活……还要亲自看看在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谁的利益更重要——是地主、还是农民。”①

①宋庆龄自重庆致纽约格雷思·格兰尼奇，1942年10月6日。

在见过华莱士后，她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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