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5部分（第1页）

的恶斗与裂变，一人带一拨人走，重复以前的故事，过几年又掰一次。所以中国民营企业组织进化总完成不了，就是因为这样的低水平循环。

有一段时间我研究过土匪的组织结构。土匪组织为什么长不大？它的组织就是在低水平不断重复。民国时期，河南有一伙土匪，首领叫白朗。白朗军是共产党出现之前中国最大的近代农民起义军，有四万多人。白朗是镖行出身，周围的人都是农民，他们按照农民本能的组织形态开始折腾，大哥还是勇于牺牲、敢于担当，但组织激励的方式很简单。匪首中有一个女的，老公死了。那时穿衣服没现在讲究，上身都是一个大袄裹着光身。攻山头的时候她就喊：“你们往上冲，谁先上去，姑奶奶晚上跟谁睡。”然后把大袄掀开一亮，大奶子一甩，弟兄们还没来得及看一眼，大袄就合上了。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这么简单。每次官军围剿，大家就分裂，分裂之后又拉出一些人继续干。

组织结构解决得最完善最成功的是共产党人，共产党把中国农民的游戏规则和共产党的组织规则整合在一起，有了一套新标准，就是意识形态标准和党纪党章，然后就慢慢地强大起来了。国民党也有一套军事组织，纪律约束，有国家机器在运行，多少也算是一种进步。

非契约性组织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家族式，一种是江湖式。如果按江湖规则行不通，就向家族内部寻求出路。家族抗分裂的能力要强一些，所以民营企业就出现两种选择，按江湖方式存在的寿命非常短，按家族方式维持得长一些。在没有新的组织进化方式时，实际后者不失为好的选择。

因为我们有了三个契机，知道了商人规则，找到了合理改造组织、解决分歧的办法。商人文化、商业伦理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现在的中国创业者成功概率大，不用花太多精力在组织结构上。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中国民间发育的组织形态，对财富创造是个极大的抑制。当年在海南有个特别火的大业城市信用社，是一些五道口研究生同班同学创办的。在出现矛盾，而且在私人利益上起冲突之后，结果互相往监狱里送，互相雇黑社会追杀，令人欷扼腕。

恒通公司的组织架构跟我们一样，他们第一个拿到资本金，第一个在NET系统上市，规模比我们大很多。当时杨博是大哥，后来同样出现控制问题，三个合伙人各控制一摊，很多事管不了。每个民营企业都会遇到一次“遵义会议”，如果做的业务失败，合伙人内部就会对领导的权威产生质疑，就要开会换领导。他们在兴隆开了两天两夜会，结果把老杨开到二线了，少杰成为一线合伙人。少杰没签协议改变身份，后来老杨又杀回来了，少杰被迫拿着不是合伙人级别的遣散费离开了。在传统的江湖组织中，领导人必须是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业务失败往往就是组织崩溃之时。后来恒通的业务失败了，又没有找到新规则，组织没成长起来，公司就烟消云散了。

江湖方式进入，商人方式退出

面对前进无路、后退遗憾的情势，我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学历史，找来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给大家看，告诉他们要耐心，在没有想出办法之前不能变成“天京之变”，这点得到大家的认同。又找来鲁迅的一些文章，比如《韧性的战斗》，鼓励大家要坚持。我还研究土匪史，看英国人贝思飞写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专门研究土匪的组织架构，还看过一本有趣的《水浒的组织结构》，山西师范大学出的，后来再没见过。

那时我住在保利大厦1401房间，潘石屹住楼下，我们很痛苦地讨论着，等待着，就像一家人哪个孩子都不敢先说分家，谁先说谁就大逆不道。

后来有三个契机促成了戏剧性的变化：其一，因为之前的分歧、争论，1995年功权去美国管理分公司，暂且回避一下。在那里他吸收了很多美国体制下商务、财务安排的方法以及产权划分的理论，这带来了一个契机。另一个契机跟女人有关：当时张维迎在牛津，介绍了一个女人回到中国，就是张欣。维迎把我们公司1992年写的文章《披荆斩棘　共赴未来》给张欣看了，张欣要回国，就让维迎介绍和我认识。她回来以后在保利和我见了面，就算认识了。大概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去香港，张欣正在做投资银行，我们一行三四个人去她家里聚会，那次潘石屹跟张欣单独聊过一会儿，等我们回来以后，他们俩就谈恋爱了。于是又来了一个海外因素，张欣带来的价值观、对问题的看法都是西方的，认为不行就分嘛。张欣那时总在说我们的不是，她站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把我们全否定了，说我们太土了。虽然大家觉得这是对我们兄弟感情的一种伤害，但她把西方商业社会成熟的合伙人之间处理纠纷的商业规则带进了万通。

功权和潘石屹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开始说服我。如果我坚持，可能还是分不了。但这时又出现第三个契机，那时我也去了一趟美国，见到在加州的周其仁。我们聊了一个通宵，他爱听故事，我就哇啦哇啦地说，我讲了我们的问题，他就讲了“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这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不能用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感情处理万通内部的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规则处理分家或者叫建立退出机制。

6个人中的3个接受了新的游戏规则，回国以后我提出，“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但我们的商人方式也不像现在经过精细评估，锱铢必较，只是做了大概的分割，还是抱有传统的兄弟情谊的一种方法。走的人把股份卖给没走的人，没走的人的股份是平均增加的，把手中的某些资产支付给走的人，这个模式延续下来，结果万通的股份都成我的了。这中间有个有意思的插曲，我们找的律师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叫田宇，我们6人的分家合同差不多都是他做的。最早走的3个人里，潘石屹找的律师叫张学兵，和田宇竟然是同学；其他两个连律师都没用；留下的3个人都用了田宇。3个人变两个人的时候，用的是田宇，两个人变我一人的时候还是用田宇。最早潘石屹发给我们律师函，指出不同意就起诉时，我和功权特别别扭，像传统中国人一样认为那叫“忒不给面子”。但越往后越成熟，最后我和功权分开时只请了田宇一人，连律师费都省了，一手交支票，一手签字。

当时分的过程中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大家都想快一点、利落一点，我说你们得忍耐，离婚的心理状态有3个阶段，3个阶段不走完办不了手续。第一阶段叫惊而怒，把火拱起来；第二阶段叫折磨，通过折磨互相泻火；第三阶段叫无奈无聊，开始办手续了。

当时有一些弹性条款，2006年才把最后一笔账结了，无论作为大哥还是朋友，我至少践守诺言了。

许多中国民营企业缺少这些外来的偶然性，他们没有接受商人文化的价值观念、游戏规则和操作方法，所以常常困守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找不到解决办法。传统文化中的江湖，确立组织内部的规则只有一个办法，即杀了大哥自己当大哥。万一杀不了大哥，那就只有内讧，像太平天国的“天京之变”。中国传统组织文化里没有按规则退出的智慧，这是一个悲剧。

“以商人方式退出”的游戏规则，促成了我们的组织进化，我们后来完全商业化了，公司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才进来。原来“6＋2”是排斥人才，内部游戏规则不清晰，没有是非标准，对干错的人没有处罚措施，后来这个组织死掉了，万通才活了过来。可惜许多民营企业恰恰就死在这个环节上。

史玉柱小传

改革开放30年中，失败者的选项很多，但失败后又能重新站起来的选择不多，我们能想到只有史玉柱。

尽管已经过去了10年，今天的史玉柱仍经常反思那场“著名的失败”，他说“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那段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刻骨铭心的经历。”他还说：“成功经验的总结多数是扭曲的，失败教训的总结才是正确的。”

毫无疑问，“死过一次”的经历，也一定在史玉柱的心里深处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平日里，史玉柱总是有几件物件不离手。一件是一个精巧的紫砂壶，上面刻有他的名字，他不时会捧起来喝上几口；另外就是香烟和打火机。

史玉柱自己说，当年有3000多篇文章总结巨人的失败——这是别人统计出来的，他迅速补充道——然后，所有人都认为巨人和史玉柱没有可能再成功，或者，至少没有想到史玉柱能够重新聚敛起骄人的财富。

史玉柱的人生充满了波澜起伏，他是先成为英雄，再成为异端。他曾经被视做青年人的偶像，随后则成为广受质疑的商人的代表，或者，劣质资本主义的创造者。如果我们仍然热衷于将三十年的中国同19世纪镀金年代的美国相比，史玉柱的对应物则肯定是臭名昭著的强盗大亨——无论是洛克菲勒还是卡内基。他是黑暗骑士，是拥有天分和强大能力的反派，是天然的被攻击目标，是显示我们拥有道德优越的例证。那些煽动人心的词语和义正严词的论证都在说明这一点。艾达？塔贝尔正是依靠攻击洛克菲勒的“邪恶”而成为“扒粪者”中的佼佼者。她小时候生活在产油区，父亲是被大石油生产商逼迫破产的小油田主。复仇的欲望和苦难带来的正义感让她试图用笔将洛克菲勒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从这个例子来看，我们对同代人大多数的判断都只能等待历史的嘲弄。

“中国的文化，成王败寇，因为我曾经失败，所以我就永远是寇”。史玉柱总是喜欢用文化来解释自己目前的形象。敏而好思的财经记者李翔问他，是否知道外界眼中他是怎样的形象，他迟疑地笑，知道自己的回答会让自己不满，却又不甘心示弱，想要维护自尊：“我不太知道。但是我想肯定不大好。”他努力表现出对外界的评价毫不在意，因为这种评价似乎并没有妨碍到他的公司继续以疯狂的速度制造利润，“大不了我不出门就是了，反正我也不怎么见人”。这种态度，正类似于洛克菲勒在青壮年时期一直秉持的姿态。

这样的一个人，暗合了30年改革开放青年人的价值观变迁，从崇拜英雄到逐利至上，这样的一个人，总是以他的洞见给我们的时代扇上一响亮的耳朵，让我们必须停下来倾听我们内心关于欲望的种种表达，虽然挨打的那一瞬间不好受，但触动真的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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