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51部分（第1页）

众人踏着水潭和焦墟，沿着烧坏的地段巡视了一周，然后走进一个浓烟刺鼻的大厅。有个警察举枪警告希特勒说，大烛台随时可能塌下。希特勒总理连忙去找前来采访这次火灾的塞尔顿·德尔默。“让上帝保佑这是共产党干的勾当”，他说——对这位记者而言，这是个信号，说明他还不敢肯定这是共产党干的，他只希望如此。“德尔默先生，你现在看到的，是德国一个伟大历史时期的开端。这场大火是个开端。”他踩上了一条水管，既未失去平衡，也未中断谈话，“如果共产党控制了欧洲，6个月后——我在说什么呀！两个月！——全大陆都会像这座大楼一样陷入火海。”

他们走上楼梯，上了另一层楼，巴本迎面前来。他原在赫仑俱乐部设宴招待兴登堡的，听到出事后匆忙赶来。他身穿灰色粗呢大衣，头戴黑色汉堡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是上帝赐予的信号呀，副总理先生！”希特勒喊道：“如果这场火是共产党放的，我相信是的！那末，我们便必须用铁拳将这条害人虫砸烂！”看到戈林已抢救了壁毯，巴本松了一口气。希特勒请他前往戈林办公室议事，以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巴本客气地、坚决地予以拒绝。他说，他得首先向兴登堡汇报。

这场火灾似乎把希特勒给迷住了。抵达国会总裁的办公室后，他倚着石栏，俯瞰着这场浩劫，似乎被烈火吸引住了。此时，内阁各部长、官员及其他要员（包括柏林市长，奥威王子，警察局长和英国大使）都陆续前来。负责进行初步调查的人走了进来。普鲁士内政部政警主任鲁道夫·狄尔斯向元首和戈林报告说，纵火者是个荷兰人，名叫范·德·卢勃，已在国会大厦内找到——他光着半身。一个审问者愤然地喊道：“你为什么这样做？”这个激进青年回答道：“为了抗议。”

戈林一边喊口号、一边发号施令。“这是共产党起义的开端。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由于激动，他涨红了脸，“德国人民长起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个个都得枪毙。当代表的共产党今晚通通得吊死。共产党的朋友要全部关起来。这也适用于社会民主党和Reichsba－ner（国家害虫）！”

狄尔斯告诉元首，纵火者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说国会内的火是他一人放的。狄尔斯补充说，他的供词听来可信，纵火者仅是一个疯子无疑。

“这个阴谋很狡猾，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希特勒冷冷地说。接着他又蛮不讲理地进行谩骂：“唯一可能的是，他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也没把德国人民放在眼里。他们躲在他们的老鼠洞里，听不见群众的欢呼声。现在他们倒想爬出来了！”狄尔斯说，认为共产党就要起义的想法是荒谬可笑的。数不清的共产党叛逆者曾对他说过，起义不过是纸上谈兵。但希特勒就是不听。他再次勃然大怒，又是谩骂“这些猪猡”，又是高喊他不需要任何证据就可相信，共产党“用在德国的守护神身上纵火的拙劣技俩，作为他们声嘶力竭地宣布要搞的群众行动的信号。”

暴风雨般的会议于晚上11时结束。接着又在普鲁士内务部长家开了另一个会议，研究了保安措施。之后，希特勒便出发前往《人民观察家报》设在当地的办公室，看看他们是如何报道这次大火的。“等了整整半个钟头才让我进去。有几个编辑坐在里边。某个助理编辑终于出来了。他好像困得很。”希特勒立刻把戈培尔找来。为了准备下一起的稿子，两人干到拂晓。他们准备指责赤色分子阴谋趁“众人惊慌失措”之机，夺取政权。

与此同时，戈林也在对为普鲁士之官方报纸写报道的人大发雷霆。草稿只有20行，只提到一个纵火者。戈林草草地看上一眼便喊道：“全是胡说八道！作为警事报告，这也许是不错的，但它不是我心目中的公报，一点也不是！”他抓起一支蓝铅笔，把100磅引火材料改成1000磅。作者反驳说，一个人是扛不动这么重的。戈林反唇相讥道：“没有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说只有一个人？有10个甚至20个人呢！你难道不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吗？这是共产党起义的信号！”戈林重写了公报，指出范·德·卢勃的同谋是国会议员里的两个共产党。原作者要求他签字，因为这不是一份正式报告而是一份政治文件。“只有你正式签字”，他说，“由我交给新闻社，他们才肯接受。”戈林勉强在上面画了个大写G。（“戈林”之第一个字母——译注）。此时，所有警方电台都在呼叫，要抓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以及省议会和市议会里的共产党议员。对共产党官员也要捉拿，所有赤色报纸一律封闭。

在那晚事件的刺激下，希特勒的胆子大了，竟把自己最后发的禁令全部抛到九霄云外。次日快到中午时，他公开投身军权的斗争。在内阁会议开始前，希特勒总理依各内阁部长的级别高低次序，一一向他们致意（这是开会前的传统规矩）。之后，他便以独断专横的方式主持会议。他说，目前的危机迫使我们“要毫不留情地”与共产党“算帐”，“且不要依靠法律”。所以，他便建议，通过一项保护国家使之不遭“红”害的紧急法令，但必须使它听来纯属防御性质的，且不能太惹人注目。它只能轻描淡写地提一提，“这是个特殊措施，目的在于保护德国人民的文献资料。”然而，弗兰克将草稿宣读后，人们明显地发现这道法令已将一个民主社会所能给予人们的权利大部分取消了。首先，它取消了魏玛宪法所赋予的公民自由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通信和电话谈话秘密，集会结社自由，以及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等。接着，它又授权帝国内政部长可暂时控制那些无力维持秩序的州政府。没有一个部长反对剥夺公民权；唯有巴本提出，干预各州的事务，将会种下深仇大恨，尤其是在巴伐利亚州。巴本的异议也是一瞬即逝。他同样只作了一点小小修改——有名无实的修改。当晚，希特勒与他一同晋见兴登堡。元首辩解说，为了镇压红色革命，这道法令是有必要制定的。巴本和梅斯纳未发表意见，总统于是便签字画押，没说什么。

于是，《国家紧急法》便代替了保守派所梦寐以求的军事措施，由内阁掌握在军事专政情形下一般只授给总司令的权力。表面上，这些权力并不可怕，因为内阁里占压倒优势的并不是国社党。法令是通过了，但时间之仓促以及感情之强烈，竟使人们谁也搞不清取消公民权，而不是像先前的总理一样减少公民权的主意究竟是谁出的。这也许不是立志要取得独裁政权的希特勒之卑鄙阴谋，而是历史的偶然性吧。很明显，这次大火已使希特勒到了歇斯底里的边沿，而他也确实害怕共产革命。肯定的，希特勒的古怪行为，以及戈林和其他接近他的人的行为，并不是明智的阴谋家的有计划的行动。希特勒的反应，更多的是对其任务之信仰，而不是惊慌。就其而言，这次大火证明了他多年来对赤色分子和犹太人的说法之正确。

尔后所采取的旨在镇压一次不存在的叛乱的紧急措施，结果却成了希特勒取得一切权力的道路上的一次跃进。一车又一车的冲锋队和党卫军匆忙宣誓，成了警察的辅助力量，协助他们维护紧急法令的实施。他们突如起来，冲进早已掌握的共产党的房间和酒馆，一车车地将他们投进监狱或地下审问室。被正规警察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就有3000多。飞机场，码头等地受到严格监视；火车则在边界上遭到搜查。

戈林可说是出尽了风头。次日，他以普鲁士内政部长的名义发表广播讲话，指责共产党的“罪恶阴谋”。他指责说，许多人计划穿上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服装，去进行破坏国家统一的罪恶勾当和恐怖行动。他预言，国会大厦之被焚，不外乎是未来许多大火之先声，目的在于转移警察的注意力，使人民任凭革命者摆布。不过，他得出结论说，全国用不着惊慌。“我可以对共产党说，我的精神并未垮台。我觉得自己完全有力量去粉碎他们的罪恶计划！”

他的解释在德国虽被广泛地接受，但国外人士却不那样容易受骗。“共产党与大火有牵连的说法是愚蠢的”，伦敦的《新闻记事报》写道。“在外交界和新闻界，一般人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越来越感到，国会大厦是纳粹自己焚毁的，作为镇压共产党的借口。”

次日，3月2日，塞夫顿·德尔默拜访希特勒，以求得答案。希特勒大骂外国人，说他们理应为他反对共同敌人共产党之壮举表示感激，而不应指东道西。德尔默后来插话，说大规模的逮捕使人们产生恐惧，说希特勒计划对*？敌人进行血腥的报复。“我不需要圣·巴托罗谬之夜。”（*巴托罗缪为耶稣之十二门徒之一。1572年8月24日晚，法国巴黎之新教徒被大批杀害。此次屠杀一般被称为“巴托罗缪大屠杀”——译注。）希特勒反驳说，“现已建起了法庭，国敌可由法庭进行审判，法庭可将一切阴谋解决。”德尔默说，据他的理解，希特勒是要用合法手段屠杀他的宿敌；他问，公民权是否永远取消？

“不”，希特勒说，“共产党威胁被铲除后，一切都将恢复正常。我们的法律太温和了，我不能迅速地、有效地对付布尔什维克的地狱。就本人而言，我倒希望正常秩序能尽快恢复。然而，我们得首先铲除共产主义。”

在全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越来越相信，国会纵火案系纳粹所为。有消息透露，戈林的大楼与国会大厦有地道相通。这使人们大吃一惊，并加强了人们的上述看法。于是，国外呼声四起。然而，这一轩然大波却加速了希特勒对范·德·卢勃及其共产党嫌疑犯的审判——虽然警方曾提出客观报告说，“此案无疑系卢勃一人所为。”这一决定是愚蠢的，因为，希特勒原以为审判可速战速决并迅速澄清是非，但实际上审判却拖延了数月。这便为他的国内外敌人提供了把柄。

（3）

国会大火一案，却也在短期内有利于元首。由于选举日期近在眼前，大火增加了大多数德国人对革命的恐惧。当一队队褐衫党徒将共产党人之竞选宣传路牌拆除并换上他们自己的时，反对者寥寥无几。希特勒并未犯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党的政治错误，只决定待选举后再议，以免工人阶级之选票落入社会民主党人之手。纳粹在全国大量散布恐怖消息，说赤色分子在采取严厉措施后必然将国人投入血泊，并号召选民授予国社党统治权。戈林更直言不讳：“同胞们，任何法律上的考虑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3月3日，即大选前两天，他在法兰克福对一群听众说：“任何官僚机构均无法挫败本人之措施。我不为法律而犯愁，我的任务是破坏和消灭。这是一场反对混乱的斗争，我将不动用警察去进行这场斗争。资产阶级的国家可能会这样做。当然，我会最大限度地动用国家权力和警察的，亲爱的共产党人士，所以，千万别得出错误的结论。在这场斗争中，我将领导褐衫党人殊死战斗，我的手，将紧紧卡住你们的喉咙！”

这是直言不讳的供词：在法律外动用残酷的暴力，而这个供词也只有在国会大火后充电的空气中才能作出。纳粹有幸的是，巴本·兴登堡之流，以及工业家们，对这些惊人之词漠然处之，并大力支持希特勒竞选——尽管有时是无声的支持。普鲁士财政大臣对一位奥地利来访者说，只要“讲求实际的、可敬的”诸如施维林·冯·克罗西格特等人仍留在内阁，纳粹便无成功之可能。戈林、戈培尔一类的丑角的激烈言论不得认真相信，原因是，“实际主事的是保守派，希特勒只有靠边”。

工业家们自信有能力左右希特勒。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25名工业家竟承包了大选的费用。在克虏伯·冯·波仑代表工业家表示一致支持希特勒后，戈林便提议募捐：“如果诸位相信，在此次选举后10年内，或许在百年内不会再有选举，那末，我们所要求的牺牲便较容易承担。”这个对结束民主程序所作的威胁，银行家沙希特却当作是个保证。他说：“先生们，现在请解囊吧！”工业家们接着便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老克虏伯代表全鲁尔捐助100万马克（约值25万美元），I·G·法本的代表认捐了40万马克。其他人也作了认捐，总数达300万马克。

由于有这些钱可供支配，国社党与另外两个联合伙伴，便在全国掀起了大宣传。国社党人的主要演讲都通过电台向全国广播。对没有收音机的人们，他们便在街头和广场上架起喇叭。新政府的承诺和威胁都通过这些喇叭嚎了出去。为证明自己合法，希特勒常提到兴登堡的名字。数月前，就是这些人，曾把这位老头子称作傻瓜；现在，他却成了威力无穷的英勇人物。

由于预见到在取得压倒胜利后政权便能巩固，党员们便热情地投身于这一有政府支持的运动中。冲锋队与党卫军再不致遭警察镇压了。相反，他们把冲锋队和党卫军视为助手，对他们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所作之过激行为，也视而不见。

在演讲中，希特勒批评反对派没有纲领，自己却又拿不出来。他所要的是4年任期时间，去证明其才干。大选前夕，戈培尔将这天变成了半个假日，称大选日为“民族觉醒日”。看来，人人似乎都支持希特勒。他是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希望，像爱国者一样高举大旗。害怕莫斯科支持革命的人们，只有两个选择：德国非红则褐，而后者似乎更为悦人。许多先前批其他的人，例如后来成了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的西奥多尔·豪斯，声称已在希特勒身上看到了缓和。“他的狂言少多了。他已不再向犹太人喷火，讲演4小时竟能不提‘犹太人’一词。”希特勒甚至得到了一些犹太人的支持；《犹太全国联盟》不但主张元首禁止东部的“犹太小商贩”进入德国，而且还支持他的新政府。

尽管表面文章已做足，且在大选中花费了大量金钱和精力，国社党得票只有43。9％，其盟军也只在国会中给了他微弱的多数。胜利虽然微弱，这却也足以令希特勒伸手向人民要权，重新对未在他统治下的各州实行控制。由于有柏林的支持，巴伐利亚的纳粹便强行摊牌。他们动员了慕尼黑的冲锋队。3月9日中午，在身穿冲锋队制服的罗姆上尉的陪同下，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来到州总理赫尔德的办公室。他们要求赫尔德立刻委任里特·冯·埃普将军为州总督——此人曾在1919年协助粉碎了苏维埃共和国。

赫尔德致电柏林，提出了抗议，但所获答复是，埃普已被任命为总督。他向兴登堡提出抗议。兴登堡的答复表明，老头子是何等无能为力：他要求赫尔德将此后所提的意见直接呈送给希特勒。这样，巴伐利亚便最终合法地落入纳粹之手。

其余各自由州也在同样的程序下——下边进行威胁，由柏林发电干预——也一一先后就范。

在巴伐利亚夺权当天，希特勒飞赴慕尼黑，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他趾高气昂地说：“在德国，最贴我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我是在这里发迹的。这个城市是用1923年在这里牺牲的同志的血洗礼的。”他向当地党的领导人发出指示，即使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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