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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内陆地区铁道、公路运输十分落后，但民间的人畜舟车驿运却蕴藏着巨大潜力。1938年10月全国水陆交通会议决定，“利用全国人力兽力之运输，以补充机械之不足”。

1939年交通部设立驿运管理机构，统管全国水陆驿运行政与经营业务。

在国际交通线、军事运输干线以及各地运输支线上，卓有成效地展开了驿运工作，尤其在短途运输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以1940年为例，大后方各驿运干线的货物运输总量达到3462万余吨公里，为同年大后方公路汽车运输总量的18。3％，而以货运吨数计算，驿运总吨数达到汽车运输总吨数的36。9％。＇《国民政府年鉴》1944年3月版。＇

4、商贸方面

“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商贸中心上海的进出口停滞。国民政府为打开商贸工作的困难局面，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后改为贸易委员会），整理商贸事务。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管理进出口货，以安定金融”，在《非常时期经济方案》中提出两条政策措施：

（1）“加速添设国内交通线路，开辟扩充国际交通线路，发展交通机构，使各种物资之运输得以畅通，更进而改进对外贸易”；

（2）“管理贸易，增加国产品出口，减少奢侈品非必要品入口，以裕外汇”。＇（台）《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604、610页。＇

1938年6月，经济部关于商业建设，主要提出如下方针与办法：

一是输入之管制

对战时输入外货严加审核：为国家急需的货物，如军用品以及有关国防工业及交通需要的机器材料等，尽先购置输入；为在某种限度内为国家必要的货物，而可由艰苦节约得不超过此限度者，限量输入；为与战事及民生无甚必要，或虽亦需要但国内得勉力自给者，一律禁止输入。

二是输出之促进

为保障军需民用，且禁止各种物资偷运济敌，明令限制保留物资的出口。同时为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积极提倡和奖助剩余产品的输出，并开拓国际销路，鼓励桐油、茶叶、生丝、原棉、麻、皮毛、锑、钨、锡等农矿手工产品的出口。

三是运销之调节

国内贸易，首要的是对棉、粮、燃料等关系军事民生的物品进行调节运销，其次对茶叶、麻丝、皮毛、木材等物品进行调节，以期货畅其流，物尽其用。

四是物价之平准

以兼顾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为原则，平准战时物价。

五是国货之提倡

为扶植生产，扩大推销，以支持抗战，提倡全国上下一律使用国货之风气。＇《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第34～37页。＇

此外，国民政府还先后制定了许多商贸方面的法规和管制措施，以及对重要商品的统购统销政策。这对于满足军事与民生的基本需求，增强战时经济力量，稳定战时经济生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茶叶、桐油、猪鬃、羊毛、生丝等大宗农产品和钨、锑、锡、汞、铋、钼等特种矿产品的易货贸易，对于维护债信，从外国换回战时急需物资，起了重要作用。

5、农业方面

国民党临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为农业国家，大多数人民皆为农民，故中国之经济基础在于农村。抗战期间，为宜谋农村经济之维持，更进而加以奖进，以谋其生产力之发展。”＇《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70页。＇

大会提出了一项《战时土地政策法》。所刊“战时土地政策大纲”，主要内容：

（1）中央及地方应设土地利用指导管理机关，改善农业生产技术，严格控制生产种类，以提高土地利用的精度；

（2）应设垦务机关，制定开垦计划，统筹办理全国垦务；

（3）扶导和组织农业合作；

（4）工业原料和出口品等待设立国际贸易机关所统制；

（5）地籍整理，实行地价税、增价税、遗产税，并一律采累进制；

（6）设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

（7）奖励人民以土地呈献政府，并应没收汉奸土地，征收利用不良之土地，依法分配于伤兵难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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