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的噩梦
史书多将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自立为皇帝作为五代的开始,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作为五代的结束。前后历时仅五十三年。但是这五十三年,却是中国历时上最混乱动荡、最暗无天日的五十三年。
这五十三年,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更迭相替,延续时间最长的后梁,不过十六年,而刘知远建立的后汉,这个短命朝代,竟然只存在了三年。与此同时,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北汉十国政权相继建立,中华大地,分崩离析。每一次政权的更迭,都建立在血泊和哀号之上;每一个王朝的覆灭,都将无数的冤魂拉入深渊。这其中,更不会少了文人的哀号和冤魂。
黄巢起义已经为唐王朝的灭亡敲响了丧钟,公元884年,黄巢起义被扑灭,但是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也拉开了序幕。在这乱世之中,草莽英雄粉墨登场,而文人却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惨祸,这惨祸,自黄巢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公元882年春天,有人在尚书省门上题诗嘲讽农民政权,黄巢部将尚让知道之后大怒,杀死了在该省任职的官员,又杀死京师所有会作诗的人,并将其他识字的人罚做仆役。
黄巢起义被扑灭之后,大权在握的朱温先后杀害了唐昭宗和唐哀帝,为了扫清自己篡位的障碍,嗜杀成性的朱温还残害了大批正直敢言的大臣。
据新旧《唐书》记载,朱温在手下李振的撺掇下,将朝中三十多位大臣聚集到白马驿,一夜之间将其全部杀害,并把尸体扔进黄河。李振对朱温说:“这些人平时都自诩自己是‘清流’,现在把他们投到黄河里去,让他们永为‘浊流’!”朱温“笑而从之”。
一次朱温和手下幕僚在一棵大柳树下乘凉,朱温随口说了一句:“这木头可以用来做车毂。”旁边就有十多个文士站起来附和:“的确可以做车毂。”谁知朱温突然脸色一变说:“大凡书生们就喜欢顺着别人说话来欺骗人,你们就是这样!做车毂应该用榆树,柳树怎么能用!”然后对左右说,“你们还等什么!”于是卫士上前,把这些书生全部用木棍打死。
除朱温的后梁之外,后唐、后晋、后汉几个政权的统治者们,其重视武人、凌辱文士的作风也是和朱温一脉相承的。武夫悍将们声称只要兵强马壮,就可以当皇帝,秩序、伦理、道德被践踏在脚下,父子反目,兄弟争位。司马光说,五代的时候,设立国君就像委任个小吏一样随意,改换国家就像换家旅店一样轻率。正所谓“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司马光《〈新五代史〉序》)政治混乱到了极点。
在军阀混战的时代,文人的命运完全操纵在武夫的手中。这些武夫很多大字不识一个,多擅权不法,文人能够在这乱世中保住自己的性命已属不易,遑论致君尧舜,经国安邦!
盛唐以功业自诩,以诗歌来表达对那个伟大帝国的希冀的辉煌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中唐盼望中兴,希望帝国能够回归昔日的辉煌的时代责任感也成为陈迹;
甚至晚唐,对昔日辉煌不再,帝国江河日下的惋叹也没人再提起。
帝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帝国,君王也不是以前那个君王。
国事、天下事,似乎已经不关文人之事。乱世中侥幸保住小命的文人们,不再像他们的先辈——王勃、陈子昂——一样,将自己的眼光放在山河和庙堂之上;也不像杜甫、白居易一样,用悲悯的目光关怀涂炭的苍生;甚至很少像王维、孟浩然一样,把自己的身体与心灵放逐到山水和信仰之中。谈国家、谈苍生显得太奢侈,也太危险,因此文人们开始把目光由社稷转移到了闺房,由塞外转移到了庭院,由建功立业转移到了儿女私情。唐诗的高歌,就转变为了花间的浅酙低唱。
且把江山·都换了浅斟低唱
在十国割据政权中,前蜀皇帝王建算是一个尊重文士的武人,他任用韦庄等一批文士为高官即是证明。这种相对的宽松政策外加秀丽的巴山蜀水,也使前后蜀成了当时文人难得的一个避难场所,以至于后人有的就直接把花间词派称作“西蜀词派”。
前后蜀君臣都好沉迷声色,醉生梦死。据清代叶申芗所著《本事词》记载:
前蜀主王衍好裹小巾,其尖如锥。宫妓多衣道服,簪莲花冠,施燕支夹粉,号“醉妆”。
从王衍作的一首《醉妆词》中,我们依稀可以看见前蜀皇帝醉生梦死的情景:
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
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
在酒杯和女人堆里打滚的词,必然就带有浓浓的脂粉味。比如王衍描写宫人的罗裙:
画罗裙。
能结束,称腰身。柳眉桃脸不胜春。
薄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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