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爸爸问我:“要不要去散步,看看湖还在不在?”我们把妈妈留在餐厅的灯光下做针线活。她正在帮我做开学的衣服。为了给我做衣服,她拆掉了自己的一件旧衣服,一条花格羊毛裙。因为要裁剪、搭配得巧妙一点,只好叫我没完没了地试衣服。站着,转身,燥热的羊毛闹得我汗流浃背,浑身发痒。不识好歹的小孩儿。弟弟待在床上。他睡在前门廊顶头狭小的封闭阳台上。有时候,他跪在床上,脸贴在纱窗上,凄厉地嚎叫:“给我一个圆筒冰激凌!”不过,我连头也不回:“你该睡觉了!”
我和爸爸慢慢地走在长长的,坑坑洼洼的马路上。灯光通明的小店外头,银树牌冰激凌的广告牌矗立在人行道上。这儿是图柏镇,是休伦湖畔的一个老镇。枫树阴遮住了一部分街道。树根挤裂了人行道,把路面高高地抬起来,裂纹像鳄鱼,在光秃秃的空地上爬伸开来。穿衬衫、穿汗衫的男人,戴围裙的女人,都坐在门外。我们不认识他们,但只要有人点头打招呼,似乎要说:“今天晚上真暖和”,我爸爸就也点点头,说句类似的话。孩子们还是在玩。我也不认识他们,因为妈妈把我和弟弟都关在自家的院子里。她说他太小了,不能离开院子,所以我得看着他。看见他们傍晚时分玩的游戏,我也不至于难过,因为他们的游戏乱七八糟,各自为政。孩子们随心所欲,一个或者两个,分散在阴沉的树阴底下,孤立成岛,各居一隅。他们孤独的游戏和我每天忙的事也没什么区别,在地上堆鹅卵石,用树枝在地上写字,而已。
我们把这些院落和屋子都甩到了身后,经过一座窗户已经被尘土封住的工厂,一家高大的木门到了晚上就上锁的木料场。小镇消失在一堆废弃的棚屋和一个小型垃圾站的后头。人行道也不见了。我们走在一条沙路上,身边全是牛蒡草、车前草,还有各种各样的无名野草。我们到了一块空荡荡的场地里。其实这儿是一块景观地,垃圾都清除干净了,还有一张后背缺了一块板条的长椅,可以坐下来看看湖水。夜晚阴暗的天色下,湖水通常是灰色的,地平线黯淡无光,并没有落日的景象。湖水冲刷着沙滩上的石头,声音静谧。再远一点,通往小镇中心的方向,则是一段延展的沙路,一条水滑道,一些漂浮在安全游泳区周围的救生圈,一个摇摇欲坠的救生观望台。还有一座长长的暗绿色建筑,像座带顶棚的长廊,大伙儿都叫它长亭。每到星期天,这里就坐满了农场主和他们的妻子,一个个身着呆板僵硬的衣服。之前,我们住在邓甘嫩时,长亭是我们熟悉的地方,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去湖边三四次,每次都要来这里,看看长亭,或者去码头看运粮的船只。那些年代久远的船只锈迹斑斑,在水面上颠簸前行,我们甚至纳闷这样的船是怎么穿过防波堤的,更别说怎么到达威廉姆堡了。
流浪汉们就在码头附近闲荡,某些傍晚也会偶尔步入渐渐退去的沙滩,爬上一条男孩子们开辟的弯弯曲曲,时隐时现的小路,在干涸的树林里停下脚步。他们和爸爸说了什么,爸爸被他们吓一跳。我太紧张了,没听清楚他们说什么。爸爸说他也没有钱。“要是你愿意,我帮你卷根烟吧。”他这么说,小心翼翼地把烟草抖落在一张薄薄的烟纸上,舌头飞快地轻舔一下,封起来,递给流浪汉。流浪汉接过烟草,走了。爸爸自己也卷了一根,点上火,开始抽烟。
他告诉我北美五大湖的历史。如今休伦湖所在的位置,他说,曾经是一块平坦的陆地,一片一望无际的广阔草原。然后,从北方来的冰雪缓缓地推进,深入低地。就像这样—他给我看他的手。他伸开的手指按在我们坐着的地上,地面坚硬得像岩石一样,一点痕迹也没留下来。他说:“藏在古老的冰冠身后的力量可远远超过我这只手。”后来,冰又回去了,缩回了它的北极,冰的手指留在了自己挖出的深洞里,于是冰变成了湖,成就了今天的样貌。对于流逝的时间来说,湖还年轻。我试着让自己看着面前的大草原,看见正在漫步的恐龙。不过,我甚至没法想象在有图柏镇以前,印第安人居住时期的湖岸。我们拥有的,只是如此微小的时间份额,这个事实让我惊骇,但爸爸对此却很平静。有时候我觉得,世界存在了多久,爸爸就在我家里生活了多久。其实,相比这个地方有人居住的历史,他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仅仅比我长一点点而已。他对时代的了解,对那个汽车和电灯还不曾存在的年代的了解,也不比我多多少。这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没在世界上。等这个世纪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垂垂老矣,老得不知道还活不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喜欢想这些。我希望湖永远都是这样的湖,永远有浮标标记的安全游泳区,还有防浪堤和图柏镇的灯火。
爸爸在沃克兄弟公司当推销员。这家公司的业务几乎都在乡下,在偏僻的农村。阳光、波尔桥、转弯口,这些地方都是沃克公司的业务范围。我们以前住的邓甘嫩不包括在其中,因为它离城市太近了。这一点让妈妈感觉分外地庆幸。他推销咳嗽药,铁剂,鸡眼药,轻泻剂,女人治内分泌紊乱的药物,漱口水,香波,擦剂,药膏,做清凉饮料的浓缩柠檬、橘子和木莓汁,香草香精,食物着色剂,红茶,绿茶,姜汁,丁香,还有其他香料和老鼠药。他有一首歌,其中有这么两句:
什么膏什么油我都有,
从鸡眼到疖子什么都能治。
妈妈的看法是,这首歌一点意思也没有。小贩的小曲儿。爸爸就是个小贩,一个敲人后院厨房门的小贩。去年冬天之前,我们有自己的营生,一座狐狸养殖场。爸爸养银狐,然后把银狐皮卖掉做斗篷、手笼和外套。价格降了,爸爸还是希望第二年的价格好起来,然后又跌了。他坚持了一年又一年,直到最后,再也不可能撑下去了。我们欠了饲料公司一屁股债。我听到妈妈好几回对奥利芬特太太抱怨。奥利芬特太太是妈妈唯一还能说说话的邻居。在这个世界上,奥利芬特太太也是个走跌的人。作为一个老师,她嫁给了一个看门人。我妈妈说,我们把一切都投进去了,但什么也没有换回来。那些日子,很多很多人都说这样的话,不过,我妈妈没时间关心全国的痛苦,只关心我们的。命运把我们扔进了贫民的街道。我们以前也是穷人,但这不是一回事,贫穷和贫穷也并不一样。承受这一切,她觉得,只能保持尊严,心怀酸楚,却绝不妥协。没有脚爪托起的浴缸,没有冲水马桶,反正这样的浴室也并不能给她什么安慰。水龙头里没有水,人行道不路过家门口,没有瓶装牛奶,甚至,没有两家电影院,没有维纳斯餐馆,没有伍尔沃斯连锁店(舒适的店堂里,鸟儿在风扇习习吹过的角落里歌唱;绿色的水箱里,指甲大小的鱼儿如同月光一般明亮),她都不在乎。
下午的时候,妈妈经常步行到西蒙家的杂货店。她带我一起去帮她提东西。她穿上精致的外衣,海军蓝的,上面有透明的,纤小的花朵,里面穿的是她海军蓝的衬裙,还要戴一顶白色的草帽,帽子往脑袋一边压下来。我穿上刚铺了报纸在后门台阶上漂白的白色鞋子,把我的头发做成湿湿的长卷儿(因为头发要是干了,就会很快蓬松开来),用一根硬邦邦的大发带系在我的脑袋上。晚饭后和爸爸出门,就和这副打扮完全不同了。还没走过两幢房子,我就感觉,我们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就连马路边粉笔写的粗话都在嘲笑我们。妈妈似乎没注意,她走路的姿势像正在逛商店的淑女。她像个淑女一样去购物,路过她身边的是衣裙宽松,不系腰带,胳膊下面都撕开了口子的家庭妇女。我也是她精心打扮过的,那倒霉的鬈发,招摇的发带,洗得干干净净的护膝和白袜子,都不是我想要的。要是她当众叫我,我甚至会痛恨自己的名字。她的声音那么响亮,清脆,骄傲,故意装出和街上的其他妈妈都不一样的腔调。
妈妈有时会带回家一块冰砖,算是给我们的特别优待。简单的三色冰激凌。家里没有冰箱,我们要把弟弟叫醒,立刻吃完。我们就在永远被隔壁家的房子挡住光线的餐厅里吃。我小心翼翼地用勺子舀,把巧克力留到最后,希望等弟弟的盘子空了,我的盘子里还有剩下的。然后妈妈就会试图模仿我们当初住在邓甘嫩时的对话,回到弟弟刚出生的时候。那是我们最早,最为舒适的日子。那时候,她会给我一点茶喝,杯子里加大量的牛奶,和她杯子里的差不多。我们坐在屋外的台阶上,面对水泵,丁香树,以及远处的狐狸围栏。她没法控制自己不提那时候。“你记得我们把你放在雪橇上,让少校拉你跑吗?”少校是我们家的狗,我们搬家的时候,留给邻居养了。“你还记得放在厨房窗户外头的沙盒子吗?”我装作记不清楚了,小心不让自己掉进感伤这类多余的情绪里去。
妈妈有头疼病,经常得躺在床上。她躺在弟弟狭窄的小床上,逼仄的封闭阳台笼罩在沉重的层层树枝之下。“我看着这些树,会觉得自己在家里。”她这么说。
“你需要的是新鲜空气,开车到乡下兜兜风。”爸爸说。他的意思是和他一起出门,走沃克兄弟公司的推销路线。
妈妈可不喜欢这么开车到乡下兜风。
“能带我去吗?”
“你妈妈也许想要你在家试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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