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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3部分（第1页）

次特别捐，其数目相当于广州全市一个月的房屋租金。孙于是日下午电令姜瑞元将扣械移交李福林。

但同时又另密电姜率全部学生军离开黄埔，运扣械到韶关，参加北伐。次日，孙再电姜，作同样的要求。姜覆电不同意放弃广州，主张死守黄埔，并劝请孙回广州平乱。

十日下午，商团派队收械，当装运至剩下四箱时，忽有工团军一千五百至二千人，企图冲过商团防线，为商团击败，事后双方均以挑衅相责。按工团军为廖仲恺所组织，以与商团对抗。而廖仲恺这老实过头的傻蛋，明显是被红门的马子任等亲俄分子给利用了。

商团收械后，发觉不但不足原数，枪械仅有四千支，而原数为九千支；子弹二十余万发，原数二百余万发，而且全是旧械，不是哈佛号运来的新械。

因此十分气愤，发动罢市如故。

十一日，孙仿效苏俄办法，组织“**委员会”，自任会长，特派许崇智，廖仲恺，汪兆铭，姜瑞元，谭平山等六人为委员，以弭平商团事变。十二日，吴铁城之警卫军全部回省。十三日，五千军队由东江前线亦调返广州。

十四日，孙命胡汉民为代理**委员会会长，廖仲恺为秘书，姜瑞元为军事委员长，与苏俄政府代表鲍罗廷共同筹划镇压商团事宜。根据日后在美国发表的鲍氏本人所作的报告，是日会议中，即决定以全力围攻西关，一鼓扑灭商团。

各小队伍如工团军，甲车队等统归姜瑞元指挥。又以汪精卫为政治部长，吉少山，廖仲恺，谭平山等三人副之，以筹划**委员会及各军队的行动。

商团方面，陈廉伯等领导者误以滇军的范石生、廖行超等人与福军的李福林对自己的行动表示同情，又恃各县乡民团为后盾，及外国领事团的同情，天真的以为孙不致采取过激手段，故集中西关，戒严自卫，拒绝复市。

可到了十四日下午，许军，福军与警卫军开始在回澜桥，西门，太平门一带向商团进击，两方相持均四五小时后，吴铁城遂开炮轰击西关。

十五日晨，商团退守西关内围，以街闸为护，与政府军互相射击。十一时左右，政府军唆使理发工人，以三百箱煤油，放火焚城。西关房屋，密切相连，材料又多用木材，一时火势蔓延，无法控制。下午二时左右，商团遂停止其抵抗。到了晚上，大部份西关已在火焰之中。

根据地宫提交的报告，**政府军占据屋顶，向逃出街上的人，不分商团难民，乱行射击。一大群难民，逃往太平马路，被政府军迫退回火区，卒至焚毙。

大火到十七日晨，才自行烧尽。先抢劫，后焚烧的地点，统计大小街道三十余条，商户约二千余家，损失五千万以上；抢劫地点，统计大小街道六十余条，商户一千余家，损失不可估计。其惨酷情形，和清兵入关亦不遑多让。

计十五日之一天，大焚劫后，商民之希望孙政府停止焚杀，殆与满清兵入粤时，自第一甫杀至第十九甫止，市民叩头谢恩，请勿再杀，同一情形。而暴兵于十六日仍大焚大掠如故，广三码头之放火焚毁，万目共睹，皆知为福军放火。

十六日下午，长堤一带又抢劫如故。至十七日，本为**政府征服商民之第三日，而**政府仍未宣布解严。福军把守太平路禁止行人，张民达所部大焚大掠后，又在惠爱西路捕杀人多名，被杀者有穿便服，如普通商人者，不问何故，捉到就杀，商民生命危险如此。

西关屠城之后，孙在粤很难站住脚了。五天后的十月二十三日，北京发生政变，冯玉祥倒戈，促成吴佩孚之下台，与段祺瑞回京组阁。二十四日，冯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北冯南孙，皆苏俄政府企图操纵中国的安排。当年孙，冯行动一致，绝不是偶然的事；。孙中山遂于十一月十三日启程取道日本北上，这次离开，却是再也没回广东。

………【第二百零二章　议评】………

孙逸仙下令焚毁西关，这事的确有之，在取道日本之时就在日本媒体面前公开承认过此事。主要的具体执行着，乃张民达，这个孙逸仙的忠犬，**党的爪牙。

不过说孙逸仙这人残忍嗜杀，却也不对，整件事情的起因经过与结果，更应该算是一场充满遗憾的误会。军工团这个和红门关系匪浅的暴民组织，加上许崇智等内部的军方高层，孙逸仙仅仅是纵容了下属。

真要论是非，也只能说孙逸仙无能。**党治下的广州混乱不堪，以至于商团民团要自己购买军火来保卫自己，光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其无能。御下不严，甚至是纵容无度，为了整军北伐，居然连军纪也不进行约束。

广州的动荡局面此起彼伏，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且居民已经对孙政府大不以为然，而说到农民，他们认为孙、陈之争纯粹使农民遭殃。因停止交税，拒不交售军粮而导致的持械军队后方骚扰之事，时有发生。

西关事件之后，就连孙逸仙自己也承认：自滇桂联军入粤驱陈以后，粤民供给饷糈已多，现军饷无可搜罗，官产亦已垂尽，至有天怒人怨之象。

这里的官产，是指大元帅府下令收缴社会福利部门进行拍卖的事件，其中包括了福利院、学校、林场以及道观庙宇。

而商店关门、工厂停工，对于商人和资本家来说，并非初衷。由此带来的人民失业、物价飞涨、官商对立、社会矛盾激化，是任何有理智的政府不愿看到的。孙也深知这一点。1923至1924年，孙中山曾作过许多努力，试图将社会矛盾缓和下来。

为了解决军队截留税收的问题，孙就反复召集财政会议，迭次下达财政统一令。然而，各军将领对孙中山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特别是占据富庶地区，省内佛山、南海及北江沿岸的滇军和西江流域及江门一带的粤军。

其将领虽公开表示按照孙的要求，限时交回财权，但时限一到又自食其言，其它各军也步其后尘。上峰虽三令五申，然占领财权之军人，卒无响应，此种瓜分税收的恶例一开，几成军人当然享受之权利。故司财者虽数易其人，然终乏朮挽救此积重难返之弊。

1924年9月，廖仲恺兼任大元帅府财政总长和广东省财厅厅长，推行孙的财政统一计划。但各军将领根本不把廖仲恺放在眼里，逼得廖仲恺仅仅10余天便辞职。他在辞职通电中忧心忡忡地说：“默察现状，广东财政，已濒绝境，虽欲负责，诚恐力不从心”。

1923年3月7日，鉴于广东商人在贩货途中屡屡遭到兵、匪抢劫，广东省省长徐绍桢下令恢复“广东保商卫旅营”，专职保卫省内河道客货船的航行安全。6月，廖仲恺任省长后，又令广东江防司令部、番禺保商卫旅营切实负起缉匪护商之责。

这里的番禺保卫旅营，其实是三区联合政府安排的一支私人武装，算是民团，却从大元帅府那里拿到了正式任命的文书。而代价，仅仅花费了一万二千元，廖仲恺所负责的财政部门，竟窘迫到出售军队番号。

但是，恰恰是政府的这类措施却被不法军人、官员利用，由‘护商机关‘变成‘害商机关‘。为此，孙于6月27日签发《临时军律》共6条，严厉规定军队不得欺压民众。7月上旬，又下令关闭广州市区内约15处‘民军办事处‘，以期杜绝随意拉夫现象。

从1923年9月到1924年4月，孙的这类命令更加频密，先后下令撤消北江商运局、小北江商运事务所、水陆侦缉联合队、珠江水上保安事务所等等，并令一律撤消广宁、四会一带的‘护商机关‘。至于直接向各军将领发布的严禁扰民的命令更是数不胜数。

然而，孙的命令如一纸空文，各种名目的稽查队、巡缉队、侦察队非但没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扰民、害民之事频繁发生。各种投诉不断涌进大元帅府。甚至在孙的眼皮底下，这类现象也毫不收敛。

如1923年底，孙中山刚下令所有军队移驻广州市郊外，不得占住民居。不久，大批军队就以筹款名义，从东江战场涌入广州，大北、南岸一带的民居多被占据，滋生不少纠纷。1924年8月，驻广州的滇、湘、桂军总司令部宣布成立‘滇湘桂战时军需处‘。该机构一成立，便不顾大元帅府的禁令，宣布对剧院、渡船、汽车、冥钱、棒香等征收一系列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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