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南营传来噩耗,鬼子的第二师步兵第二旅第二十九团也顺利地击退了南营守军。面对黑压压地拥向沈阳城门的日军,沈阳警察们咬着牙,对小鬼子扣动了扳机。无奈的是毕竟不是正规军队,很快城门就被日军攻破。沈阳警察在黄显声的带领下,和小鬼子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海波哥和他那群老兄弟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沈阳丢了,从此都要做亡国奴了。宁愿死,也不能把老祖宗的黑土地让给日本人。
和沈阳警察们一起顽强抵抗的还有沈阳讲武堂的学生兵。那些孩子,嘴上的绒毛都没长齐,很多人连枪都没有,就抱着一把大刀,神色肃穆地站在海波哥他们这群平日里作威作福的警察身边。而在这国家危难时刻,平日里如混世魔王一般的沈阳警察们,也都没有一个犯怂,始终肩并肩地守着沈阳城。尽管狼狈不堪且战且退,但就正如海波哥一个手下说的那样:“咱沈阳的百姓放纵了我们这么多年,现在总也轮到我们回报沈阳百姓的时候了。”
一个个地倒下,一次次地后退。到9月19日凌晨,传来了黄显声处长要求全部警察队和讲武堂学生兵撤退锦州的命令。当时很多老警察和学生兵都哭了,不管以前认识还是不认识的,都互相抱着“嗷嗷”地大哭。那一晚肩并肩地流着血,可坚持的结果等到的却是要放弃抵抗,撤退的命令。
很多人没有服从命令,选择了留在沈阳城里继续抵抗,而大部分的警察和学生兵都离开了沈阳,这些本来不是军人的士兵,便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前身,其中就包括邓铁梅、王凤阁、高玉山。选择留下的警察和学生兵,惨烈地用血肉之躯开始了对战日军开进城的坦克。
海波哥是这样说的:“当时我们很多人都没见过坦克,只见那夜色中黑压压的一个大家伙开了过来,弟兄们都举起枪对着那大家伙扣动扳机。甚至那些讲武堂的娃娃,背着刀冲上去,对着那大家伙用大刀砍着……全死了……全部死光了。那坦克一开炮,我身边十几个兄弟,被炸得到处乱飞。我摔到了沙包上,再睁开眼睛时,小鬼子的枪已经对着我的额头。我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地被小鬼子逮住的。”
说完这些,海波哥重重地低下头去,神色黯淡。我和四哥、郑大兵心里也都一股股地泛着酸楚。东三省沦陷,拉开了日军侵略中华的帷幕,也拉开了一干中华儿郎浴血抵抗的英雄诗篇。东北沦陷十年了,义勇军就在丛林里耗了十年。人一辈子又能有几个十年呢?
我们沉默地围着火堆,等待着离奇失踪的弟兄,但我们的思想却已飞到了被战火焚烧的中华大地。
郑大兵沙哑的嗓音打断了我们的思绪:“海波,你的意思是你在1931年9月就被俘送到了远山战俘营吗?”
海波哥点点头,说:“先是在沈阳日军宪兵队关了一个月,然后就送到了这里。当时第一批送过来的战俘只有一百来个,都是东北军的弟兄。那时候我们私底下还聊,说小日本居然还遵守《日内瓦公约》,还算把我们当人对待。后来几年陆陆续续关进来的弟兄说起,被俘的中国士兵一般都是被集中屠杀,或者送去挂着战俘营的工地折磨死。我才知道,小日本就只有远山这一个战俘营是按照公约来执行的。”
郑大兵又问道:“那你们第一批关进来的弟兄们现在在远山战俘营的还多吗?”
海波哥摇摇头:“很少了,小鬼子到1933年年初开始从远山战俘营往外拉人,也挺奇怪的,完全没有规律,有时候关进来才一两个月的就带走了,但大部分都和我们四号房的一样,都有个三五年。像我这种关了十年都没带走的,也还有十几个吧。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郑大兵点点头,没再吱声。四哥却冷不丁地问道:“海波哥,你是沈阳人吧?”
海波哥点头,说:“是啊!全家老小都在沈阳城。怎么了?老四,你突然问我这话什么意思?”
四哥微微笑笑,说:“没啥!我只是问问罢了。”
海波哥叹口气:“唉!也不知道她们现在怎么样了?听说小孩子现在都上日语学堂了,我都害怕我那两个孩子跟了鬼子姓,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了。”
四哥小声地说道:“只要你没忘记就可以了。”
我听得很清楚,海波哥似乎没听到,郑大兵也应该听见了,快速地开口了,似乎是想故意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我看也等了这么久了,咱还是出去找找吧?”
我们几个都点点头,站了起来。海波哥问道:“万一他们三个又回来了怎么办?找不到我们他们可又开始急了。”
四哥迟疑了一下:“那要不要留人下来。”
郑大兵摇摇头:“一起吧!海波哥说得很对,就剩下咱四个人了,再走散几个,那就真麻烦了。”
我和四哥、海波哥都点了点头。我找了个白色的石头,在水潭边的地上歪歪斜斜地写上“我们出去找你们了!见字留下”。
海波哥站在郑大兵身边,却突然冲着四哥和郑大兵问道:“刚才忘了问你们俩了,你们真的只是在洞里看到了蜡烛和火柴,没有其他东西吗?”
四哥点点头,说:“就只有蜡烛和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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