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退了回来:父母均在苏联,儿子去边境地区,没准儿会叛逃!
这黄一煌也是个高智商的角色,他打定主意要于的事,一杆子扎到底,怎么也要办到。政审没通过,他就写血书、刷大标语,还搞了几招上不得台面的勾当。最后,正当旁人在嘲笑他“痴心梦想”的时候,一纸批准他去军垦农场的通知书飞到了他的手头。
黄一煌如愿以偿去了军垦农场,头两年表现甚为出色,团里点名让他当了排长,又过了几个月,提拔为副连长。1970年底,正当上级在考虑要把他“扶正”时,这位副连长突然失踪了。当时,军垦农场的知青们对他的失踪议论纷纷,许多人都说他越境投敌去“老毛子”那里了,连头头们心里也犯了嘀咕。但谁也没听黄一煌说过叛逃或者看见他跑到对岸去了,所以没有证据,组织上也不好下结论,只好作为悬案挂在那里。
其实,黄一煌从报名欲去军垦农场时,就已经打定了叛逃投苏的主意。之所以伪装积极,拖了两年多才开溜,完全是出于“稳妥”的考虑,要么不逃,逃则必成。黄一煌逃得很顺利,但到了苏联却不顺利。苏联人把他关进拘留所,先是不答理,关了三四个月后才进行和傅索安叛逃伊始差不多的审查。一直审查到1971年底,才把他送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黄一煌身高1米80,魁梧健壮,相貌堂堂,是一个美男子,又是高中毕业生,并且智商高人一等,所以很受克格勃专家的看重,把他安排在高级班接受训练。根据“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教学计划,高级班的学员须在该校接受三年训练,待到毕业时,基本上已具备初级“全能特工”的水平。黄一煌入校后,知晓了这一点,便有些趾高气扬,不大把其他学员放在眼里。
被克格勃选中送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受训的学员,应该说都是有些智商及其他方面的底子的,所以每个学员或多或少都有些看不起同学的想法,只不过有的人没显露出来罢了,这不足为奇。使人感到奇怪的是,黄一煌不但看不起同学,甚至还看不起教官。第一个被黄一煌看不起并且在课堂上公开顶撞的,是一位姓陈的越南教官。这个陈教官是主讲游击战战术的,他来自越南南方,原是中学体育老师,后来参加游击队,和美军及南越伪军打过几年游击,官至参谋长(哪一级就不清楚了)。1970年,他被送来苏联进军事院校深造。次年正好组建“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于是把他弄来这里担任游击战战术课教官。若论真枪真刀游击作战,这陈教官无疑是行家里手,但让他在讲台上摆布却弄不大来。首先,他不善于把肚子里的体会转化成合适的方式表达出来;其次,他的汉语说不好,而在这所学校里必须用汉语来讲课的。所以,让他干这一行确实是很有些难为他。而黄一煌呢,人既聪明,又肯钻,没多长时间就把发下来的那几本课本、讲义看了个滚瓜烂熟,又钻进资料室大看录像、书籍,结果,对这门课程提早有了深刻了解。这家伙是个不安分的角色,又好出风头,上游击战术课时便不遵守课堂纪律,讲话、看书、走进走出,还常常插嘴和陈教官抬杠。陈教官拿他没办法,又不想上报到校部去解决,苦思冥想总算有了个主意:让黄一煌提前考试,如果考试合格,就准许他不上课。
黄一煌一考,弄了个“优秀”,于是便和游击战术课“拜拜”了。
黄一煌有了这个胜利,头脑中突发奇想:何不每门课都来个提前,岂不成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首名高才生,将来定会在校史上记上一笔,在克格勃内部也可以扬扬名,这于自己的前程可是大有好处的。于是,他开始排计划。被黄一煌列为第二个叫板对象的,便是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课教官傅索安。他之所以选中傅索安的原因,是因为傅索安是“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中最年轻的女教官,年龄既比他小,又具有和他相同的“知青”、“叛逃者”身份,头脑中想当然地认为完全可以把这个姑娘搞定。
一天傍晚,黄一煌站在教官餐厅门口,候得傅索安过来,便上前打招呼:“傅教官!”
傅索安驻足,一双大眼睛望着黄一煌:“黄一煌,有事吗?”
“我想打扰你几分钟时间,说一件事。”
傅索安点头:“可以。要找个地方吗?”
“不必,就这里吧。”黄一煌站在台阶上,居高临下地望着傅索安:“是这样的,你也知道,我提前修完了游击战术课。我想,我有能力提前修完情报心理与情报实践课,想和你商量一下,到时候允许我单独提前考试。”
“就这事?”
“是的。”
黄一煌见傅索安的神态、语调都很轻松,满心以为此事绝对不成问题。哪知傅索安脸上的微笑一下子全部消失,代之的是一层冷霜,而从她嘴里吐出的话语显得更冷:“这事不行!”话音未落,人已消失。
黄一煌望着教官餐厅仍在晃动的弹簧门,恨得咬牙切齿:“好吧,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次日,黄一煌所在的班级正好有傅索安的课,黄一煌决定像中国小学的调皮学生那样,给这个年轻的女教官制造点麻烦。那天傅索安讲授的是作为一名情报特工,在接受任务准备潜往危机四伏的执行地前通常会遇到的心理障碍及其克服方法。应该承认,傅索安作为一名教官,是完全合格的。她用母语讲课,又有切身体会,并且口才一向不错,所以是很容易使学员听懂的。但是,黄一煌不断打岔,一次次举手提出某个地方不理解,要求重新解释一遍,有时解释了仍说不明白,还要反复提问。傅索安是何等角色,哪有不明白他的用意的,她在心里冷笑:好小子,还真有你的,敢向我叫板,我这就给你点颜色看看,让你终生记住我姓傅的!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每堂课的课时规定是两个小时,傅索安给黄一煌记着账,他在一小时二十分钟内共“提问”八次,算是开腔了:“黄一煌学员,今天看来你的脑子很成问题,为了不影响其他学员听课,我通知你:如果再有不懂的问题,可以留着下课后向我约时间,我给你个别辅导。”
黄一煌笑道:“谢谢傅教官的好意,可是我没时间奉陪。”
傅索安还以一笑:“那你就掂量着办吧。”
只隔了五分钟,黄一煌又一次举手了:“报告教官!”
傅索安朝他摆摆手,示意他收敛。黄一煌马上站了起来,气势汹汹道:“你是教官,凭什么不准学员提问?”
傅索安用教鞭指着他:“你胆大包天,竟敢故意扰乱课堂秩序,听着,立刻给我滚出去!在外面走廊里站着,听候处理!”
黄一煌端坐着不动,冷笑道:“想来调教我?你还不配!”
傅索安再次喝令:“黄一煌,执行!”
黄一煌只是冷笑:“哼哼……”
傅索安大步走到黄一煌面前,举起教鞭就抽,被黄一煌跃起一把抓住教鞭,一折为二。傅索安尖喝一声:“大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抽了黄一煌两个耳光。黄一煌给打懵了,继而大怒,不顾一切地朝傅索安扑去。傅索安飞快地退后两步,侧身飞起一脚,正踢在黄一煌的小腹部,黄一煌顿时蹲了下来,双手捂着小腹,睑如土色,冷汗淋淋,呻吟不已。全班学员见这个年轻美貌的女教官竟轻而易举地制服了人高马大的黄一煌,不禁大出意外,一个个面面相觑,做声不得。
傅索安回到讲台前,写了一张纸条,命令一个学员即送校部。
七八分钟后,门外进来两个苏联卫兵,径直走到犹自蹲在地上的黄一煌面前,二话不说,双双伸手把他从地下拎了起来,夹着就走。
当天,“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学员餐厅门口贴出了一纸由校长签署的布告,称黄一煌违反校规,顶撞教官,扰乱教学,决定给予禁闭一周的处分。布告末一段以严厉的措辞提醒全体学员。
如果严重违反校规,或者虽不严重但屡教不改的,校方将取消此人的学籍,送往劳改营去服终身苦役。
今天,“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已不复存在。但是,这所学校的档案被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并且从1994年开始可以供付了一定费用的任何人阅读。德国《冒险者之友》杂志的记者海茵莱姆德曾阅读了关于“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的档案,并且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节谈到了该校的禁闭室。据海茵莱姆德说,禁闭室是一排连门都密封得不透一丝光线的面积仅二平方米的小屋子,没有窗,仅在屋顶设一个碗口大的透气孔。上面设有顶盖,以防漏雨。室内有灯,但只有在送食物时才打开几分钟。禁闭室内除了卧具和便桶外,再也没任何东西。被禁闭者要么躺着,要么坐着。
站着,终日待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每天上午有几分钟的放风,那就是出去倒便桶。每天的食物定量是五百克面包、两个土豆、一块一百克重的成肉或者成鱼,没有汤,没有牛奶,只供应一千克水。所有这一切,全是为了惩罚被禁闭者,让他们留下恐惧心理,以便今后不再发生违规行为。海茵莱姆德在文章中还提到:“据记载,这所学校的禁闭室的第一个禁闭者是一位精于扒窃技术的中国姑娘。第二个也就是第一个男性禁闭者是一个中国青年,他是越境叛逃投奔克格勃的。”据此推测,这两个人便是皮勇和黄一煌。
皮勇在禁闭室里待了两个小时就被傅索安保释出来了,所以没吃什么苦头。而黄一煌则不同,他实实在在被关了一百六十八个小时,一分钟也不少。出了禁闭室,他像换了个人,以外形看去,原先的英俊模样打了折扣,无论从精神上和肉体上都显得有些“萎”;但从气质判断,他似乎显得成熟了。
以傅索安的禀性,对黄一煌的“处理”还没结束,她要从精神上彻底击垮这个比她大一岁的美男子学员。因此,当她在黄一煌出禁闭室后第一次踏进高级班的课堂时,授课前的第一句话是:“黄一煌,起立!”
黄一煌应声站起来,立得毕端毕正,双目正视着傅索安,目光平静而柔和。傅索安厉声问道:“你蹲了一个星期禁闭室,有何感想?”
“错有应得,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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