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刚走,尤里·巴甫伦夫已经来到面前,漫不经心地往塑料布上扔下一张纸币,说着蹩脚的日语:“请给我一份《东京晨报》。”
直到这时,傅索安才发现自己犯了一个思维上的错误:她坐在小椅子上,和尤里·巴甫伦夫的面部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两尺,如果开枪,显然起不到效果,还有可能会被察觉。要想达到效果,除非站起来,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两个保镖马上会作出反应!傅索安叹一口气,只得放弃计划,把报纸和零钱一起递给尤里·巴甫伦夫,冲对方嫣然一笑,用日语说了声“谢谢”。
尤里·巴甫伦夫对女性特别注意,他马上留意到傅索安那张俏丽的脸蛋,眼里散发出一种异样的光彩,居高临下对着对着傅索安审视了几秒钟,开腔问道:“你不是日本人吧?”
傅索安点点头:“是的,我来自香港。”她牢牢地记着克格勃专家的关照,不说“中国人”,而说“香港”,因为当时香港居民对外都不称“中国”而称“香港”的。
尤里·巴甫伦夫点点头,鼻音重重地“晤”了一声,和保镖一起上了天桥。傅索安望着他的背影,懊恼万分地把那份卷着毒药枪的报纸放进了装报纸的帆布袋。此后两个小时,傅索安一直在思索如何修正方案。她望着天桥上的那几个擦皮鞋摊头,寻思早知如此,倒不如化装成擦皮鞋的,倒有下手机会了。但现在已不能“转行”了,否则定会引起怀疑的。
就这样,傅索安一直到卖完报纸收摊走路,还是没能想出什么方案来。往回走的时候,她告慰自己:好在没有限定时间,还有回旋的余地,重要的是不能暴露意图。傅索安走到拐弯角时,忽然从后面走来一个人,拦住了她的去路。她定睛一看,认出是那个欧洲男子。对方开口问她还要提供什么帮助,她说现在不需要什么,但是从今天起每天晚上8点钟都必须去街心花园和她见面。对方连连点头,说着英语:“明白!明白!”然后迅速离去。两人接触不过十秒钟,在旁人眼里,这是一次生活中常见的问路。
此后三天,傅索安每天去阿谷叮天桥下卖报,尤里·巴甫伦夫也每天从她手里买报,他盯着她看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显然头脑里已经在动起了想入非非的脑筋。傅索安对于尤里·巴甫伦夫,就像一个猎手隔河面对着极想猎获的猎狗,徒然渴望而又无可奈何。
每天晚上8点,傅索安准时去街心花园赴约,因为没有想出新的方案,也就不和那个欧洲男于说话,眼神一对,微微摇头便走开了。
第三天晚上,傅索安闷闷不乐地从街心花园往固关家走时,目睹了一次因自行车撞人而引发的三人吵架,她心里突然一动:有了!我何不如此如此!
二十四小时后,傅索安和那个欧洲男子在街心花园见面,她向对方作了交代后,问实施起来是否有困难。对方沉思了一会,说“没问题!请您说个时间。”
傅索安胸有成竹道:“明天上午6点50分,请来人看我的暗号行事。事成之后;请安排我立即离开日本返回莫斯科!”
“行!小姐,衷心祝愿您获得成功!”
1970年4月13日,星期一。这个日子,无论是号码还是星期排列,都是欧洲人所深感忌讳的,许多人把这类“13”和“一”相逢的日子称为“黑色日子”,也就是中国的风水先生所说的“黑道日”。
巧的是,尤里·巴甫伦夫就是这天被刺身亡的。
这天早晨,尤里·巴甫伦夫和往常一样,在6点45分左右来到阿谷町天桥下,径直走到博索安的报摊前,扔下钞票买《东京晨报》。傅索安送上报纸和零钱时,一双眼睛显露出娇媚的神情,朝他甜甜地一笑。尤里·巴甫伦夫见状,哈哈大笑,欠身伸出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在傅索安的脸上轻轻拧了一下,用俄语嘟哝了一句:“真是诱人的东方美人啊!”这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语。
尤里·巴甫伦夫走上天桥,在一个擦皮鞋摊前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两个保镖一左一右分站两侧,两双眼睛警惕地注视着各人一侧的那个通道口。尤里·巴甫伦夫开始看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这天他竟一反常态,从衣袋里掏出香烟,点了一支叼在嘴上慢慢地抽着,这为傅索安的行动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掩护。一只皮鞋刚擦到一半,忽然从天桥下传来争吵声,那是傅索安和两个日本大汉为了对方走路时踩脏了塑料布而引发的。傅索安铜铃似的嗓音和那不算十分流利的日语,马上使尤里·巴甫伦夫辨别出这是谁了,他放下报纸,把脸转向那个方向。就在这时“啪”的一声,傅索安挨了一个大汉一记重重的耳光,她尖声大叫,拔腿就往天桥上逃,手里很“自然”地拿着一份卷拢的报纸。那两个大汉嘴里骂骂咧咧,在后面紧追不舍。
傅索安逃上天桥,朝尤里·巴甫伦夫这边奔来,一脸惊惧,嘴里用日语大声叫着“救命”。尤里·巴甫伦夫见状,马上作出反应,指着傅索安:“过来……拦住!”
过来——是招呼傅索安;拦转—是对保镖下的命令,让拦住后面那二位。
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大汉已经赶上傅索安,飞起一脚踢在她的臀部,傅索安尖呼一声,整个身于朝尤里·巴甫伦夫这边跌冲过来。两个保镖已经上去挡住两名大汉,尤里·巴甫伦夫急忙把搁在架子上擦皮鞋的那只脚放到地下,想起来扶住傅索安。就在这时,傅索安隔着报纸按下了毒药枪的按钮,枪管里的毒药从报纸里喷出来,化成一股淡雾,直袭尤里·巴甫伦夫的脸部。几乎是同时,尤里·巴甫伦夫一声不响地栽倒下来,正压在擦皮鞋者的身上,引出一阵负痛的狂叫。傅索安也“立足不稳”而摔倒在地下,借机把毒药枪塞进怀里,将报纸扔在一边,以示“无辜”。两个保镖听见叫声,回头一看,大惊失色,慌忙奔过来扶尤里·巴甫伦夫。两个日本大汉不肯罢休,犹良奔过来要打傅索安,迫得后者爬起往桥下奔逃,拦下一辆出租汽车(也是预先安排的)上去狂叫“快开”。汽车急驶而去,傅索安马上吸解毒药,然后将毒药枪、解毒药交给司机,下车拦住另一辆出租汽车,直奔羽田机常却说尤里·巴甫伦夫被送到医院时,早已气绝身亡。那两个保镖这才想起报告警方。东京警视厅派员赶赴医院,了解情况后,一面通知死者家属,一面调查傅索安和那两个日本大汉的下落,同时传讯了那几个在场的擦皮鞋人。尤里·巴甫伦夫的妻子赶到医院后,同意解剖死者尸体。结果,经法医验检,认定尤里·巴甫伦夫死于心肌梗塞。于是,东京各方撤回了所有调查人员。而此时,傅索安早已飞离东京了。
第八章 潜伏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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