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部分（第1页）

龙纹身的女孩　　楔子

十一月的一个星期五

这事每年都会发生，几乎成了惯例，而今天是他八十二岁生日。当花照例送达时，他拆开包装纸，拿起话筒打电话给退休后便搬到达拉纳省锡利扬湖的侦查警司莫瑞尔。他们不只同年，还是同日生，在这种情况下可说是一种讽刺。这位老警官正端着咖啡，坐等电话。

“东西到了。”

“今年是什么花？”

“不知道是哪一种，我得去问人。是白色的。”

“没有信吧，我猜。”

“只有花。框也和去年一样，自己做的。”

“邮戳呢？”

“斯德哥尔摩。”

“笔迹呢？”

“一如往常全部大写。字迹整齐端正。”

说完，话题就这么结束了，两人将近一分钟没交谈。退休警官往后靠坐在厨房椅子上，抽着烟斗。他知道对方已不期望他发表任何可能为本案开启一线曙光的简要评论或锋利问题。那样的日子早已过去，如今两人的对话仿佛一场谜样的仪式，只是这世上除了他们之外，没人有兴趣去解开这个谜。

那花的拉丁学名是Leptospermum　rubinette（属桃金娘科），是一种高约十公分的植物，有石南状的小叶和一朵五瓣白花，花瓣还不到两公分宽。

这植物原产于澳大利亚丛林与高地，多半生长于草丛间，当地人称之为“沙漠雪”。后来，乌普萨拉植物园的人也证实这种植物在瑞典很少见。这位植物学家在报告中写道，该植物与茶树属性相近，常被误认为另一种较常见、主要产于新西兰的同类植物松红梅（Leptospermum　scoparium）。她指出两者的差异在于前者花瓣末稍有少许粉红小点，因此花朵略带粉红色调。

“沙漠雪”完全是一种含蓄的花，没有医药特性、无法引发幻觉，不能食用也不能用来制造植物染料。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原住民却将艾尔斯岩艾尔斯岩（Ayers　Rock），位于澳大利亚中部沙漠，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岩石。周遭地区与该区的植物群视为神圣的象征。

那名植物学家说她从未亲眼见过这种植物，但询问同僚后得知哥德堡某处温室曾试图引进，培植者当然可能是业余植物学家。这种植物在瑞典种植困难的原因是它适合生长在干燥气候，而且大半年都得养在室内，种在石灰土壤里很难长得好，还必须从底部浇水，是种需要娇宠的植物。

既是如此罕见的花，要追查样本来源理应不难，但实际上却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既无登记数据也无执照可查。有兴趣去取得种子或植物的人少则数人，多则数百人，也许是朋友间易手，或是从欧洲或澳大利亚某个角落邮购所得。

但这只是每年十一月第一天寄来的一连串故弄玄虚的花之一。这些花都很美，而且大多十分罕见，总是制成压花后贴在水彩纸上，用一个六乘十一寸、样式简单的框裱起来。

这则奇怪的花故事从未见过报，只有少数人知情。三十年前，国家刑事鉴识实验室里的指纹专家、笔迹专家、刑事调查员，以及收件人的一两位亲友，都曾非常缜密地调查这件定期收到花的事。如今这出戏的演员只剩三人：上了年纪的寿星、退休的警探与寄花人。至少前两人已到达一定年纪，因此相关人士的数目不久又会减少。

退休警探是个硬汉。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办的第一宗案子，那次他不得不逮捕一个喝得醉醺醺又有暴力倾向的变电所工人，以免他伤人。在整个警察生涯中，他曾抓过盗猎者、殴妻者、欺诈犯、偷车贼与酒醉驾驶员，也曾经和窃贼、毒贩、强暴犯，还有一名疯狂炸弹客周旋过。他曾参与侦办九起谋杀或杀人案，其中五起都是凶手主动打电话给警方，充满悔意地坦承杀了自己的妻子或兄弟或其他亲人。另外两起都在几日内侦破。另一起则求助于国家刑警队，花了两年时间才破。

至于第九起案子也算是破得让警方满意，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凶手是谁，但由于证据太薄弱，公诉检察官决定不予起诉。令侦查警探气馁的是，案子终究因为过了法定追诉期而不了了之。不过总体回顾起来，这段警察生涯还是有声有色。

但他却不满意。

对这位警探来说，“压花案”已令他苦恼多年，这是他最后一宗案子，却因未能侦破而令他十分沮丧。更荒谬的是，无论在不在执勤，他日夜苦思了数千小时，仍无法斩钉截铁地说这的确是一起犯罪事件。

他二人都知道为花裱框的人会戴手套，所以框或玻璃上不会留下指纹。框可能是在世界各地的相馆或文具店买来的，根本无迹可循。包裹最常从斯德哥尔摩寄出，但也有三次从伦敦、两次从巴黎、两次从哥本哈根、一次从马德里、一次从波恩，甚至有一次从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警探还得去查地图才知道。

挂断电话后，八十二岁的寿星盯着那美丽却毫无意义的花呆坐许久，他连花名都还不知道。接着他抬头望向书桌上方的墙面，那里已挂着四十三幅裱框的压花，每排十幅，共有四排，而最后第五排只有四幅。最上方一排第九个位置有个缺口。“沙漠雪”是第四十四号。

他忽然毫无预兆地哭了起来。在将近四十年后忽然情绪溃堤，连他自己也感到讶异。

龙纹身的女孩　第一章（1）

十二月二十日至一月三日

瑞典有百分之十八的女性曾遭男性威胁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五

审判终结，已无扭转的可能，一切能说的都说了，但他始终相信自己会输。判决已于星期五上午十点宣布，现在就看等在地方法院外面走廊的记者们如何分析。

卡尔·麦可·布隆维斯特从门口看见他们，于是放慢脚步。他不想讨论判决结果，但问题是避免不了的，而且他比谁都清楚他们一定会被提问并且必须回答。身为罪犯便是如此，他心想。站在麦克风对面，他挺起胸膛，勉强一笑。记者们友善且近乎尴尬地向他打招呼。

“咱们瞧瞧……《瑞典晚报》、《瑞典快报》、TT通讯社、TV4和……你是哪儿的？……喔，《每日新闻》。看来我挺出名的。”布隆维斯特说。

“说几句话吧，小侦探。”出声的是某晚报的记者。

布隆维斯特听到这个绰号，一如往常地按捺住不翻白眼。当他二十三岁，刚开始记者工作的第一个夏天，碰巧撞上一帮在过去两年内成功抢劫了五家银行的劫匪。毫无疑问，每宗案子都是同一伙人干的，他们的特点就是以军事化的精准行动一次同时抢两家银行。劫匪戴着迪斯尼卡通人物的面具，依警方的逻辑难免会给他们冠上“唐老鸭党”的称号。报章则为他们另起封号为“熊党”，听起来较邪恶也较贴近事实，因为其中两次作案时，他们都不顾一切地开枪警告并威胁好奇的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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