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相对于平定薛举父子和刘武周,李世民与王世充的较量显得更为激烈,耗时也更为久长,尤其是最后一个阶段的攻城战,其艰难程度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而且也是在这场为时长达十个月的中原之战中,李世民多次身陷重围、命悬一线,经历了他军事生涯中最为惊心动魄的几个生死瞬间。
唐军进入东都战场后,李世民即命大将罗士信率前锋部队进围慈涧(洛阳城西),王世充接到战报,立刻亲率三万人前往增援。
七月二十八日,李世民率领一队轻骑兵在慈涧周围侦察。
第一个生死瞬间就在这时候悄然降临。当时李世民正在专心致志地勘察地形,谁也没有料到王世充会在这个时候带着军队从天而降。由于双方兵力太过悬殊,唐军士兵们大惊失色,一时间不知所措。还没等他们作出反应,王世充的军队已经把他们团团包围。
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最容易看出一个统帅真实的个人素质。说白了,这种时候拼的是胆量。
德国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把“胆量”称为“促使人们在精神上战胜极大危险的一种可贵的力量”。
也就是说,胆量首先要求的并不是战胜敌人,而是战胜自己——战胜自己对敌人和死亡的恐惧。
克劳塞维茨曾说,对于军人而言,“从辎重兵和鼓手直到统帅,胆量都是最可贵的品德,它好比是使武器锋利和发光的真正的钢”(《战争论》)。
接下来我们就将看到李世民身上这种“真正的钢”。敌人围上来的时候,李世民镇定自若地带领骑兵们且战且退,向着大营的方向突围,前后奔驰、左右开弓。弦声响处,最先冲上来的郑军士兵纷纷坠马,包括王世充的大将燕琪也被李世民一箭射落,唐兵立刻冲上去将其擒获。王世充慌忙勒住缰绳,不敢再向前追击。李世民遂和士兵们杀开一条血路绝尘而去。
死里逃生的李世民回到军营时,浑身上下沾满尘土,守军认不出他,差点放箭把他射杀。李世民摘下头盔大声呼喊,守门士兵才认出这个“土人”原来是他们的秦王。
“慈涧突围”的一幕充分展现了李世民作为一个军事统帅过硬的个人素质。这种素质绝对与地位无关。如果李世民不是大唐王朝的二皇子,而是普通一兵,那么凭他自己的本事,估计很快也能从一个小兵干到一个将军。
同时我们也发现,李世民指挥的军队之所以能成为一支所向无敌的钢铁之师,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他每战必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其勇气和胆识才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并且极大地感染每一个士兵,让他们变得跟他一样无惧死亡。
换言之,要想打造一支钢铁之师,统帅首先就必须具备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种“真正的钢”。
次日清晨,对整个战场地形已经了若指掌的李世民亲率五万步骑进攻慈涧,王世充怯战,撤出慈涧,退守洛阳。李世民随即命各路兵马迅速缩小包围圈:史万宝自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进军,占领龙门(洛阳城南);刘德威穿过太行山,南下进围河内(今河南沁阳市);王君廓自洛口(今河南巩县东)出兵,切断洛阳的粮食补给线;黄君汉自河阴(今河南孟津县北)出兵,攻击回洛仓城(今河南偃师市北);最后李世民亲率大军屯驻于北邙山下,营阵相连,从北面威逼洛阳。
眼见唐军大兵压境,王世充属下的洧州(今河南扶沟县)长史张公谨与刺史崔枢随即作出了他们人生中最重大的一次抉择,献出州城,向李世民投降。
这个张公谨日后成了秦王府的一员得力干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追随李世民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并在政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后来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八月初,邓州(今河南邓州市)的一些豪强也发动暴乱,逮捕了当地刺史,举城投降唐军。
八月十四日,黄君汉出兵攻克了回洛仓,俘获郑军将领达奚善定。王世充急命长子王玄应与将领杨公卿等人反攻回洛,但几次进攻都被黄君汉击退,只好在回洛城的西面修筑了一座城堡,派重兵驻防,抵挡黄君汉。
数日后,李世民与王世充在洛阳城北的青城宫列阵对峙,双方隔着洛水河进行了一番对话。王世充向李世民喊话道:“隋室倾覆,唐称帝于关中,郑称帝于河南,世充未尝西侵,秦王为何举兵东来?”
李世民不屑于跟他说话,命宇文士及回答:“四海皆归顺吾皇,唯独你阻挠大唐的声威教化,这就是我们东来的原因!”
王世充接下来的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对即将到来的这场中原大战的恐惧。他说:“你我和平共存,休战止兵,岂不更好?”
宇文士及最后给他的答复是:“我们奉诏取东都,没有奉命与你和解!”那一刻,王世充感觉有一道深秋的冷风正疾速掠过洛水河面,凶猛地打在他的脸上。
明年此刻,自己还能站在这洛水河边吗?王世充感到茫然。
这是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茫然。
面对四面合围、声势浩大的唐军,感到恐惧和茫然的绝不只是王世充一个人。他本人固然可以选择对抗到底,但大多数将吏却不愿陪着他一块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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