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一部 06（第1页）

经过了四年的训练—学习其他人可能忽略的微小迹象，学习在其他人可能会死掉的状况下生存—我很快一路晋升。我第一次外派的驻地是柏林，去了不到六个月，我就第一次杀了人。

打从“空降师”成立以来，欧洲的行动就划入伦敦总部辖下，由机构中最资深的探员之一负责指挥。第一任担任这个职位的，是一位高阶海军军官，熟读海军战史。于是他便开始自称“蓝旗上将”，这指的是舰队里职位第三高的指挥官：正好就是他在“空降师”里面的位置。他自称的名字流传开来，但经过了几十年，就有了改变和讹误，最后大家都称他是“蓝骑士”。

我到达欧洲时，欧洲总部的指挥官正在策划一项很受重视的行动，大家似乎公认他有一天会回到华盛顿，接掌整个“空降师”的最高职位。他眼中表现优秀的人，也必然会随之升官，所以大家都争相博取他的认同。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柏林工作站于八月初派我到莫斯科—夏天是那个城市最糟糕的季节，热得让人受不了—去调查当地一个美国秘密机构的一些金融诈欺通报。当然那些钱是找不回来了，但我深入追查，才发现状况更严重得多—有一位资深的美国情报官员特地远赴莫斯科，即将把我们最宝贵的俄罗斯线人名单卖回去给俄罗斯的联邦安全局。

我很晚才得知有这样的会面，必须立刻下决定—没有时间再去请示，也不能再犹豫。就在我方那位资深官员要去跟他的俄罗斯联络人碰头时，我赶紧前去拦截。没错，他就是我这辈子杀的第一个人。

我射杀他—在红场上开枪杀了“蓝骑士”，此时一阵来自俄罗斯大草原的暴风呼啸吹过，带着亚洲的气味和背叛的恶臭。我不知道这件事是否值得光荣，但即使当时我很年轻又没经验，但还是很专业地杀掉了自己的上司。

当时我跟踪他来到红场的南端，那里有个儿童的旋转木马正在营业。我猜想播放音乐的喧闹声可以遮掩那个轻微的枪声。我从一个特定角度走近他—这个人我很熟悉，而他直到最后一刻才发现我。

他脸上掠过一个迷惑的表情，几乎立刻就转为恐惧。“艾迪—”他说。我的真名不是艾迪，但就像我们这个机构里的所有人，我一开始做外勤，就用了一套假身份。我想这样对我来说也会比较容易，仿佛杀他的人其实不是我。

“出了什么状况—你来这里做什么？”他是南方人，我向来很喜欢他的口音。

我只是摇头。“Vyshayamera。”我说。这是苏联克格勃的行话，我们都知道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最高程度的惩罚”—从某个人后脑喂一枚大口径子弹的委婉说法。

我一手已经握住口袋里的那把枪—袖珍型的PSM5。45，很讽刺的是，是一把苏联特别设计的小枪，只比打火机稍微厚一点。这表示你穿上剪裁合身的西装，也看不出来带了这把枪。我看到他恐慌的目光转向那些骑着旋转木马的小孩，大概正想到他自己的两个女儿，不明白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么疯狂的地步。

我手枪没拿出口袋，直接扣下扳机—我想他穿了防弹背心，而这把枪发射的钢芯子弹可以贯穿背心上三十层凯夫拉纤维，和半英寸厚的钛合金防弹瓦。

在旋转木马的喧闹声中，没有人听见枪响。

那颗子弹射入他的胸部，出膛速度非常快，立刻就让他的心脏休克，瞬间毙命—原先设计就是要达到这种效果的。我伸出一只手臂，抓住往下倒的他，一手擦掉他前额的汗水，扮出我的同伴刚被热昏的模样。

我半抱着他走向一处大风中翻拍的空荡遮阳伞篷，来到一张没人的塑料椅，用结巴的俄语对着十英尺外一群正在等待小孩的妈妈们讲话，指指天空，抱怨天气。

她们微笑，暗自高兴又一次确定了斯拉夫人很强壮、美国人很虚弱：“啊，好热—很可怕，没错。”她们同情地说。

我脱下“蓝骑士”的外套，放在他的膝上，以隐藏那个染红的弹孔。我又朝那些妈妈们喊，说我要把他留在这边一下，去叫出租车。

她们点点头，其实她们比较关心旋转木马上的自家小孩，没兴趣搞清我在做什么。我想她们甚至没注意到我拿着他的公文包—更别说他的皮夹—匆匆走向克里姆林大道上的那些出租车。

等到有人发现他嘴角流出来的血而报警时，我已经回到几英里外我饭店的房间里。我没机会搜过他所有的口袋，所以我知道警方很快就能查出他的身份。

之前出差到伦敦时，我曾多次去他家吃晚餐，跟他的小孩玩—他有两个刚上小学没几年的女儿。于是这会儿，我计算着他在汉普斯德那栋屋宅里的电话何时会响起，他的两个女儿何时会知道父亲死了。因为我自己的童年经历，所以比大部分人都知道小孩对这种事情的感受—怎么都不相信，设法想了解死亡是怎么回事，庞大的恐慌，被遗弃的巨大空虚感。无论我怎么努力，都无法停止脑袋里出现的那个场景—画面的部分是她们，但其中的情感恐怕是我自己的。

最后，我终于坐在床上，把“蓝骑士”公文包的锁撬开。里头我唯一有兴趣的是一张音乐光盘，封面是女歌手仙妮亚·唐恩（ShaniaTwain）。我把光盘放在我的笔记本电脑光盘槽里，用一个算法程序去执行。隐藏在那些数字化音乐里的，是十九名俄罗斯线人的姓名和机密档案。如果“蓝骑士”把这张光盘成功交出去，那些线人就会遭到最高程度的惩罚了。

我研究那些档案时，看着那十九个人的人事数据，开始计算起那些俄罗斯人的小孩数目。不是刻意的，但我明白自己是在列出某种损益表。最后一边是十四名俄罗斯儿童，另一边是“蓝骑士”的两个女儿。无论怎么算都很划算。但这样还不够，因为那些俄罗斯姓名太抽象了，而“蓝骑士”的两个女儿则要真实很多。

我拿了大衣，背起我的过夜包，将那把PSM5。45手枪放在口袋里，来到高尔基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公园。我从档案中得知，有几个俄罗斯线人的太太下午常会带着孩子来这里。我坐在长椅上，从我所阅读到的外形叙述，确定有九个女人是线人的太太，她们的小孩正在想象中的沙滩上堆沙雕。

我走向前，凝视他们—我想他们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外套上有灼烧小洞的陌生男子，在栏杆外看着他们—我希望这些微笑的小孩所度过的夏天，能比我的童年更长。我努力让他们变得真实，一面忍不住想着，过往我失去了多少，现在就给予他们多少。算我天真吧。

我觉得自己老了些，但也冷静了些，然后走向一排出租车。几个小时前，我射杀了“蓝骑士”、匆匆赶回饭店时，曾拨了一个密码电话回华盛顿，于是知道一架中央情报局的喷气机（表面上是通用汽车公司的高阶经理人专机）会来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接我。

去机场的那段路，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旅程之一，一路都在担心俄罗斯警方已经查出我是凶手。等到终于踏上飞机时，我松了一口大气。但我的高兴只持续了十二秒。飞机里有四个拒绝透露身份的武装男子，但是看起来就像是特种部队的人。

他们递给我一份法律文件，我才知道，由于我杀了“蓝骑士”，于是已经成为情报圈最高等级的“重大事件调查”的调查对象了。那四个人的头儿告诉我，说我们要飞回美国。

他把我的权利念给我听，随即逮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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