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要得罪百姓,义和团是好事。他们打洋鬼子,我们不要干涉。我们到这里来,是上头的命令,没法子,不得不来罢了。——这是秘密的话,大家可不要告诉别人说。”
张协统这样一讲,军队知道了,百姓也就立刻知道。于是他们重新又把义和团练起来,声势反而较前更大了。因为以前还是秘密的组织,现在则官宪方面已经默许了。依照当时的情况看来,如果带兵的官长能够认真的镇压,切实劝导,义和团的平复,倒是一件极容易的事情。不过当时官长都存有阳奉阴违的心,不情愿真正消灭他们,但也无力指导他们走上正道,所以结果军队在东边镇压,百姓跑到西边去练;军队在西边镇压,百姓又跑到东边去练,形成一种故意放纵,掩人耳目的情势。
义和团初起时的蓬蓬勃勃的盛势,清廷委实吃惊不小。他们的运动显然含着排外与反清的两种成分,随着时间的进展,客观形势的演变,排外的念头也很可能的重复转移而为对内的斗争。因此清廷便有一度的犹疑:剿灭它呢,抑或应当因势利导,使它成为纯粹的排外运动?最后的决定是采取了后者的策略,立时由政府创练义和团。从此这一幼稚的民众运动,便被清廷所利用。
三月中旬,保定府接到创练义和团的谕旨,各地遂公开成立团练,彰明较著的从事练习。保定府城南五十里,东流大寨口内有个天主堂,这时候遂成了众矢之的。义和团为要做些实际的工作给民众看,便率大队兵丁去打这座东流天主堂。为此问题,练军的官长分裂成为两派:一部分官长主张打,一部分官长主张不打。主张打的一方面认为既然奉令练习义和团,自当先杀些外国人,以正视听而平民气;主张不打的人,则顾虑到怕因此酿成祸变。后来主张打的人占了决定的势力,当晚即调动队伍随同义和团一同出发。
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2)
练军已经久未经过战事,一切行动和计划都幼稚得可笑。出发的时候是在晚上,每人给一个纸糊的灯笼照路,几百的灯笼联在一起,排成二三里长的行列,从远处望来,火光烛天,好像正月里赛龙灯似的。那时我就怀疑:晚上行军,怎么可以打灯笼呢?自己疑云满腹,莫测玄奥。在路上走着,倒觉得好玩,一点儿也不感到寂寞。离东流约有二里左右,正在行进的当儿,天主堂那里砰砰地响了两枪,冲着行列打过来。义和团在前头,听见枪响,回头就跑,队伍也随着溃了下来。鬼也没有看见一个,就一退二十里。那时也不懂什么叫做兵站,吃的东西都是临时由百姓供给。听说队伍退了下来,百姓送来的烙饼,就命为“得胜饼”;送来的绿豆汤,命名为“得胜汤”;送来的茶,也叫“得胜茶”;什么都是“得胜”,那心理真是可笑。待了三四天,又决定继续进攻。这次进攻,由两个人抬一副门板,走在前面,借以掩护后头的队伍。不料刚刚要冲上去,天主堂那里劈里啪啦又是一排枪声,把这边打伤了好几十,死了的也有好几位。队伍败下来了,你抱怨我,我抱怨你,大家对于义和团的信仰,不由得起了动摇。正在这时候,队伍即接到上谕:严拿义和团匪兵,于是轰动一时的气势蓬勃的义和团,遂急转直下走向败亡的结局中。
原来这时八国联军已经攻陷天津,聂士成力战阵亡。败报传到京师,西太后等仓皇出走,在北京留守的,只剩了庆亲王弈劻等数人。拿办义和团的上谕,似乎就是这时传下来的。我们的队伍接到这道谕令,就到处攻打义和团。始而下令提倡,继而又复下令捕拿,朝令夕改,军民不免怨言四出。关于满汉的界限,这时也有许多目兵已有一点模糊笼统的概念,也有些目兵连这一点概念也没有。官长都是拿钱吃饭主义者,叫打就打,不打也行,自己反正是没有主张的。
不久,北京亦为联军所陷,京津一带的溃兵大批的直向保定府退下来。这些军队,平素没有主义,没有训练,到了这时,有限的一点纪律,亦全部废弛。沿途任意抢掠,百姓所遭的劫难,真是不堪设想。其中有一幕骇人听闻的惨剧,很值得一写。那是武卫右军的兵在溃退的途中遇见一位坐轿车的华贵少妇,手上戴有两副赤金镯子,因此触动了一部分士兵的非分之念。他们尾随着她,到了晚上约在六点左右,有十几个士兵蜂拥而上,喝令轿车站住,强迫那女子把镯子交出。那女子坚执不肯,士兵大怒,抽出刀来,照着女子的肩膀砍下去,连同手臂一齐砍了下来,镯子遂被士兵抢走。
所谓赤金镯子,那时队伍里弟兄们听过的人多,见过的人可少。两副镯子为少数人得去,其余的人不免眼红,这时看见得镯子的人走在前头,后面的人便开一排枪,把前面得镯子的人尽数打死,镯子不消说就归后面的人所有。消息一传到最前头的一连人的耳朵里,他们也眼红起来,立地将队伍散伏在两旁的高粱地里,等候得到镯子的人来到,又是一排枪,将那班人全数打死,镯子遂又由他们夺走,分途四散。合计起来,为了两副赤金手镯,害死一个女子,又害死整整一连官兵。
溃兵从京津一带退走的时候,练军即在保定附近设放几十道卡子,专门收缴溃兵的枪械。镯子的惨案发生了,又临时奉令盘查带赤金手镯子的溃兵,查出来,就立地枪决。当时查出的嫌疑犯约有四十多个,统统都就地枪决。这一事件,连同各地枪杀的嫌疑犯,至少怕也在千余人以上。军队平素没有训练,没有纪律,是多么危险的事!这是我们应该知所警惕的。
保定府焚烧教堂的情形,说起来也非常可笑。每次动手,百姓们聚集教堂附近,先大声呼啸一场,呼啸完了,然后再纵火焚烧。队伍接到百姓纵火的报告,即出动镇压,可是走近教堂一里左右,即停止不前,等到教堂烧完了,再疾趋而进,敷衍塞责。保定府东关和南关的教堂,统统是如此烧掉的。因为这个缘故,联军于攻陷京津后,即派兵进占保定府。联军未到以前,官府下令,二十里以内不准住百姓,以便外国兵驻扎。命令一下,百姓扶老携幼,纷纷出逃,有资财的人有地方可逃,倒还没有什么大关系。穷人呢,就哭天号地,走投无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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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光绪二十六年(3)
联军开到前三日,保定练军已陆续退出,后方留守的是副哨官张绍绪和我。他同我到藩台衙门去,请示留守处刀枪铁矛以及给养等如何处置。到了那里,张副哨官向中军官述说来意,那人微笑了一下,直截了当地回答说:
“这时候护院大人自己还顾不了自己,哪里能管这些闲事!请您赶紧回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若是在机警一点的人,一听这话,自然应该立刻回来,赶紧自己设法处置了,预备出走。哪晓得这位张副哨官却坚执地不走,非要请示护院大人不可。中军官不耐烦,就一直支吾他。他们说话,我在外头听得很清楚,心里实在闷不住了,就一步进到屋里说:“中军大人,张老爷,我们可不可把东西都捆起来放到井里,上面再用东西掩蔽?咱们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中军官一听我的话,连声说:
“好,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
这样我们才退出来,一路上张副哨官却大大地抱怨我,说我多嘴,不知高低,好管闲事。我也不便和他争较。刚走到营门口,正要进去的时候,有个人飞奔地从东边跑来,说外国兵来了。大家一听这话,也就顾不得入营,急忙向西逃窜,留守处的东西不消说全都丢了。这次我算深深领教了那些官长,他们都不过是些酒囊饭袋。事先如果稍肯负责,稍有打算,留守处的东西我想怎么也不会丢掉的。
使我最惊讶最痛心的,是我在西城所看见的情形。这时城里的许多大人先生们,居然已经预先制好了八国的国旗。看见小个儿的鬼子进来,就把太阳旗高高地悬挂起来,表示是大日本的顺民。看见高个儿的鬼子进来,于是又换上德国旗,表示是大德国的顺民。悬挂外国旗的,一百家中起码总有六十家以上,而且每家都置备八面,相机轮流悬挂。然而穿短衣服的劳苦同胞,却不做这种勾当。这也许是他们有硬骨头,不肯这么做;也许是因为他们穷,根本没钱买置八块布的缘故。这种奴颜婢膝的劣根性,真正叫人气死!如此民族,被人家生吞活剥,随便凌辱,原是不足为怪的。我觉得这都是我国数千年来封建文化和奴隶教育的结果。
联军进了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藩台廷雍、骑兵营营长王占魁和城守尉某杀掉了。因为保定府义和团初起时,藩台廷雍在背后主张得最力。那时保定府城守尉——清廷的亲贵——曾暗中积极怂恿廷雍鼓动拳民,扩大排外运动。廷雍受此激励,益发疯狂地奖励义和团的暴动,北关南关两处教堂之被焚,事先都是得到廷雍的同意的。教堂正烧的时候,王占魁又乘机将南关教堂传教的一位莫姑娘抓出来枪杀了。因此联军动了公愤,一进城首先就把他们三人抓住,在莫姑娘被杀的地方,一一杀掉,同时还用地雷把城角轰坍了一大块,留下了一个永难磨灭的民族耻辱的纪念。联军统帅瓦德西,这时也驻节保定府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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