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1部分（第2页）

图勒教还对前日尔曼主义和19世纪以来的雅利安泛日尔曼主义人种学展开研究。1923年，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成为此项研究的积极推动者，此外还有赫曼·戈林、海德里希·希姆莱、阿尔佛雷德·罗森堡、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和阿道夫·希特勒……国家社会党的上台回击了1937年法令禁止一切秘密结社的规定，衰落的图勒教死而复生，并开始致力于建立对生活在极北的超人类——优越人种的笃信。

战败的创伤、失败者的耻辱、复仇的欲望，和重新找回伟大帝国荣耀的决心，都是彼时为所有秘密组织所推动和运筹的政治议题。

“主业会议定书”

作为希特勒第三帝国反犹主义宣传所采用的“罪证”之一，《主业会议定书》由此闻名。

这个“犹太人征服世界的计划”堪称20世纪以“犹太世界阴谋”为借口，以反犹主义谎言为基础的最臭名昭著、最具悲剧色彩的捏造。议定书传遍全球、刺伤良知、播撒仇恨，只为了得到众所周知那些结果。

《主业会议定书》详细罗列了秘密犹太共济会的二十多次会议内容。其中一个“主业会圣人”向犹太长老提交了一份不择手段摧毁君主政体，根除基督教文明以统治全人类的计划。为了实现目标，他们准备不惜使用暴力、诡计、革命和战争的手段。此外，现代化、工业化和资本主义都是实施计划和安置犹太权利的工具。

然而，议定书却是伪造的。造假者是一个叫马修·克罗文斯基（Mathieu　Golovinski）的贵族子弟。他曾因违法挪用资金而被取消律师行业资格，之后还做过记者。总之，一个在那个时代使用阴谋诡计的人。《主业会议定书》是克罗文斯基于1903年在巴黎应沙皇政治警察驻法国代表皮奥特·哈兹克夫斯基（Piotr　Ratchkovski）的要求撰写的。哈兹克夫斯基希望以此说服尼古拉二世，一些犹太组织正在该国君主制刚刚松动一点的自由间隙，在改革潮流的背后，策划着一起阴谋。这样，这个保皇分子和他的朋友们便可以煽动帝王重返俄罗斯歧视犹太人的政治。由此看出，这个议定书最需要的读者便是沙皇。

事实上，《主业会议定书》是于1864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反对拿破伦三世的小册子《马基雅佛利和孟德斯鸠在地狱的对话》的复制品。该书作者莫利斯·若利（Maurice　Joly）也是一位律师，然而却是波拿巴王朝的反对者。他希望通过此举可以提醒百姓，拿破仑三世及其亲信们正在策划控制整个法国社会财富与权利的计划。他因此遭受两年牢狱之灾。而伪造者克罗文斯基的工作就显得轻而易举得多，只需将“法国”改成“世界”，将“拿破仑三世”改成“犹太人”而已。

维立会

不太为人所知，也许因为人们怀疑其存在的真实性。维立会（Vril）是一个于战前柏林秘密成立的组织，类似图勒教的内部机构。

维立会来自政治家兼作家爱德华·布尔沃·李顿（Edward　Bulwer　Lytton）极富创作力的传奇式虚构。在1871年出版的《未来的种族［9］》一书中，李顿描绘了一个使人联想到儒勒·凡尔纳和乔纳森·斯威夫特式的乌托邦世界：一个地下的完美幸福世界，由一种智慧统治着，光明保管委员会的领袖便是这个智慧的代表。这个“将要到来的种族”（维立雅）耐心等待着那个良辰吉时的降临，以便来到地面。在这本颠覆维多利亚时代西方文明价值观，并对其生活方式展开批判的书中，阴谋论者们如同蜜蜂找到了蜜浆。当然，还要不断加入想象的“蜜糖”，以便尝起来更有真实的味道。

在巴伐利亚作茧自缚

我们已经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在战胜者压力下苟延残喘、荣耀扫地。悲惨情绪像瘟疫一样四处散播，复仇的渴望、背叛的耻辱不断发酵膨胀。

1913年，为了逃避奥匈帝国的兵役，希特勒卖掉他的画作，从维也纳逃到慕尼黑，重返他必须进行改革的“虚弱的祖国”。回到巴伐利亚的希特勒也和其他德国人一样，被西部前线深深刺伤。1919年9月，仍在兵役期（1921年3月31日离开部队）的希特勒加入从属于国家社会党的安东·德雷克斯勒的社团。几个月后，他便成功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取代德雷克斯勒成为领导者。在他的推动下，德国工人的国家社会党调整结构，很快转变一个地方政治权力的代表。他的民粹主义、他的激进态度、他的暴力作风，都使他成为令人生畏，具有强大征服力的超级机器。

1922年10月28日，墨索里尼进军罗马，令希特勒开始产生控制柏林的愿望。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和他的朋友们，罗姆、戈林、赫斯、施特莱歇尔……还有年轻的希姆莱（23岁），率领一个百人的纳粹冲锋队突然闯进慕尼黑一家叫贝格布努凯勒的啤酒馆，巴伐利亚政府总理古斯塔夫·冯·卡尔当时正在那里召开一个要员参加的会议。在武力的胁迫下，希特勒团伙要求与会者任命希特勒为军队统帅。战争英雄鲁顿道夫将军的随后到来导致军事政变的爆发。几个小时后，冯·卡尔在广播中宣布“一个德国国家临时政府已经组成。”第二天，两千名支持者欢呼着举行胜利大游行，却最终陷入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的混乱中，死伤众多，希特勒和他的支持者们则被监禁。希特勒被判在兰茨伯格要塞监狱中服刑五年，不过，他只在那里呆了十四个月。利用这段服刑期，希特勒重新修订了《我的奋斗》——一本他对德国未来的宣言。

贝格布努凯勒啤酒馆军事政变成为一个政体建立者的传说，这其中是否看到光明会的“黑手”？

希特勒，光明会的棋子？

当今观点普遍认为，希特勒是一个绝对的恶魔、一个肉身的撒旦，一个将精英们为之深受创伤和困扰的战败国家置于绝对统治之下的魔鬼，然而却忘记了去追究德国绝大多数民众的责任。

德国史学家、纳粹问题专家马丁·布洛沙特（Martin　Broszat：　1926—1989）的研究却从相反的方向证明，希特勒只是一个“软弱的独裁者”，一个社会和文化与之匹配的产物，一个在他出现其中的第三帝国历史上不太重要的演员，实现宏伟蓝图的任务实则为他人所担当。

希特勒主义研究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英国人安恩·科修（Ian　Kershaw：生于1943年）将纳粹体制描述为一个个体必须竞争求存的丛林体系，此一必要性引导着希特勒精神的建立和理念的形成。他认为，“希特勒只是一个懒惰的独裁者”。一个“懒惰的人”，因其权利的威信力，对大众的煽动力，建立在封建主义形态上的男人间伙伴关系的信任力，而被置于德国伟大功勋实现之路必不可少的独裁者位置上，行使着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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