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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放旷不羁（第1页）

帝王亦名士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魏晋士族是由东汉中期的豪族演变来的，进而成为累世为官的世族，从此士人完成了贵族化，也使中国进入门阀政治时代。虽然魏晋时客观上仍存在一个寒士阶层，但唯一的现实是：这几百年，门阀士族和他们的文化与风尚才是绝对主流。

王仲宣即“建安七子”之一的诗人王粲。王粲，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人，文采斐然，深受魏文帝曹丕喜爱。他死去时，曹丕大为悲伤，亲临灵堂，对身边大臣说：“王粲在时，喜欢听驴叫，你们可各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

东汉后期和魏晋的名士率性不羁，情之所来兴之所来，是无所束缚的，很多名士都喜欢听驴叫。比如，东晋名士孙绰、孙统的祖父孙楚。

年轻时，孙楚隐而不仕，想对挚友、老乡王济说：“我当枕石漱流，做个高逸的隐士！”没想到一激动说成“漱石枕流”。

王济笑道：“流可枕？石可漱？”

孙楚笑，将错就错，让那口误转为名言：“有何不可？所以枕流，是想洗耳；所以漱石，是想砺牙！”

及至四十岁以后，孙楚才为官，其风刚毅，每多直谏，有可能是第一个质疑当时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的人。孙楚推崇王济。王死后，孙楚非常伤心，对着棺椁说：“王武子！你生前最爱听我学驴叫，现在我就再为你叫一次！”

于是灵堂上顿生驴鸣。

前来吊唁的宾客无不掩嘴而笑，孙楚抬头道：“为什么死的是王济这样的英才而不是你们！”

现在，王粲喜欢听驴叫，皇帝曹丕在灵堂上也要大臣一起学驴叫。

可以设想，约一千八百年前，在王粲的灵堂上，驴叫声此起彼伏，是何样的情形。虽然是皇帝发话，但中间却无强迫成分，意义就在这里。

曹丕本人有没有学驴叫？当然。

不拘儒家的传统礼法，从皇帝那里就这样做了，一个时代的风尚安能不变？

看上去，貌似魏晋人爱好奇特，实则是亲近心性的结果，由此才可以无拘无束、自由畅达。再比如，东晋玄学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另一名士袁山松好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松柏，本逝者之树；挽歌，亦逝者之歌。这两者，本身已森然，而却成爱好。

现在，我们无法理解的，便是当时见怪不怪的。或者说，我们之所以无法理解，是因为心性早被规矩框死。而魏晋于我们的意义，即在于破除内心的樊篱。

最后，还是说说曹丕吧。

击败弟弟曹植，接过父亲曹操开创的天下，曹丕代汉而建魏，这是三国时代真正的开始。

曹丕做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九品中正制”。

这个选官制度是来自“士之汪洋之地”颍川的大臣陈群建议的。

皇室曹家背景寒微，在曹操时代，枭雄强调“唯才是举”，这也符合其贵刑法之术的特点。到曹丕这里，好黄老之术，采取了陈群的建议，九品中正选拔官员的制度确定下来。对陈群来说，他当然要为士人代言；曹丕呢，本意想把父亲选拔人才的方式制度化，但结果是：九品中正制成了士族垄断仕途的制度保证和法律依据。

九品中正制，简单地说就是把人才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朝廷在各州郡设立“中正”这个职位，担任“中正”的人，工作只有一个，即围绕着出身、德行和才华评议人物，然后向上级举荐。

在这个选官制度中，“中正”这个角色最重要，即对某一地区的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西晋后由朝廷中的司徒选授），或由朝廷里的官员兼任，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士族。品评人才的内容有二：一是家世，二是品行才能。

九品中正制的出发点是好的，除看出身外，还注重人的德才。不过，进入西晋，大小“中正”已经完全被世家大族把持，出身不好的寒门子弟要想干出一番事业，真是忒难了，难怪左思忧愤成诗，在《咏史》中骂了一通门阀政治：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竹林七贤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永嘉乱起，中原士人纷纷渡江，在寄居江东之后，思念和追想曹魏、西晋时的旧人成为普遍的情绪，在感怀中渐渐有了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这样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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