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更好的选择,大家只有按这个土办法,做了一个方形的小木箱,箱子四角钉上四条长长的木腿,木腿顶端再横钉两根木杠。为使木箱移动方便,又不损坏棺木,他们将原来的木架拆除,另外沿着棺木两侧再钉一个稍稍高出棺木的长方形木架,把木箱上的两根木杠搭在木架上,就平稳地吊在棺内了。木箱既对器物无法造成挤压,又可以随时前后移动。冼自强蹲在小木箱内,手拿画板继续着他的工作。现代化的发掘和古老的方法交织在一起,谱写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独特韵律。
幽深的地宫,阴雾凄凄,虽然已到炎热的夏季,但发掘人员还必须身穿厚厚的绒衣甚至棉衣,才能抵御袭人的寒气。霉烂的腐臭和刺鼻的福尔马林味儿融和在一起,呛进人们的肺管,使大家经常咳嗽不止。
还是在清理随葬品中皇帝的冠冕、皮弁等物时,由于串珠的丝绳霉烂,玉珠已经散落,零乱地摊放在梓宫一角,且实物腐朽叠压严重,形制很难辨认。冕、弁关系到礼仪制度,世间没有实物存留,目睹这种情形,夏鼐亲自承担了清理任务。他拖着病体爬上了木架,把一个枕头垫在胸部,趴在木板上,整整用了四天四夜的时间,把冕冠和皮弁的形式、结构、尺寸、色泽以及串珠的系结式样、数目,一一记录下来,并绘制了草图,为日后的复制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
器物的清理,要求有详尽的记录,稍有疏忽,便会给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困难。赵其昌每天做的文字记录不下千言,都要送交夏鼐过目,深夜,工作队下工后,他还不能休息。夏鼐阅读记录十分认真,提出很多疑问,在记录上圈圈点点,有时还夹上几张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纸条,经常是通宵达旦。因为操劳过度,使溃疡病加重,但他一直坚持到清理工作告一段落,才住进了小汤山疗养院。
定陵发掘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以总计用工两万余个、耗资40余万元的代价,终于使这座深藏368年的地下玄宫重见天日。
1958年9月6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新中国第一座皇陵发掘的消息。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计划的以科学研究为目的,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已经打开,……有关部门将在这里建立一个地下博物馆。
这条封锁了将近三年的消息一经公开披露,立即引起世界考古界的震动,海外多家报纸和通讯社争相转播了这条来自古老东方的爆炸性新闻。为搜集到更详尽的资料和情报,某国驻华大使馆派出了一个秘书,夹杂在前来参观的文化界人员之中,混入定陵。尽管发掘消息已经向世界公布,但定陵却严禁外国人入内,这位秘书经公安战士认出,阻止了他的行动。
1958年9月,万历帝后的殉葬品走出地下宫殿,登上了故宫神武门城楼,向群众展出。这是一个金风送爽、万里秋光的上午,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吴晗、邓拓、王昆仑、夏鼐等文化巨匠,前来参加剪彩仪式。在光华照人、精美绝伦的金冠、凤冠和千姿百态、造形奇巧的各种织锦、首饰面前,看得出,吴晗的神情格外兴奋和激动。尽管定陵的发掘出现了许多波折,但最终还是按照他的意志和设想完成了。城楼上的这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实则是对他所为之作出努力的最后鉴定。穿行在这璀璨的文化艺术长廊里,吴晗的身心几乎全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在这辉煌的时刻,他绝对想不到死神已悄悄向他走来。而主持布置陈列的赵其昌,在开幕的前一天便已回到定陵工地。他心中隐约感到,在这辉煌的时刻过后,又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呢?
赵其昌的预感,在神武门展览之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应验了。他正整理资料,博物馆筹建组负责人朱欣陶来到木板房,轻轻地坐到他的跟前。赵其昌抬起头,见一向和蔼可亲、谈笑风生的老人面色阴沉而严肃,便停下手中的工作,问道:“朱老,有什么事吗?”
朱欣陶的嘴角轻轻动了一下,露出了一丝淡淡的苦笑:“其昌,我跟你说件事,你要有所准备,我说出来你不要激动。”
“天塌下来有山顶着,你就说吧!”赵其昌满不在乎地表示,心中却“咚咚”地敲起了小鼓。
朱欣陶脸上涨起了一阵红晕:“根据文化局的指示,发掘队的人员要下放劳动,你是第一批,到良乡窦店农场。”
赵其昌一惊,两眼呆呆地望着面前的朱欣陶,没有说话。对于命运的悲剧性转折,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但一旦真的到来,竟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站起身来,在木板房里转了两转,有些激动地问道:“为什么?”
朱欣陶伸出手,示意赵其昌坐下,脸越发通红:“这话我也许不该告诉你,既然你提出来,我只好给你透点风,原打算让你明年开春后再下去,可是……”他停顿了一下,把到了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改口道:“我也无力挽回局势。”他摊开了双手,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姿式。
赵其昌皱紧眉头,一脸怒气:“就我自己?”朱欣陶用安慰的语气说:“白万玉已回考古所了,就你一个人,你只好先走一步了。”赵其昌似在自言自语,又像在寻找着答案:“我不记得在工作上犯过什么错误……,”朱欣陶望着他那张纯朴又带点傻气的脸,有些憋不住了:“可是有人说你在地宫里放毒气,行使特权,”然后用加重的语气补充道:“再加上你的历史问题。”
赵其昌的脑袋轰的一下,自己的历史问题是避不开的,然而毒气呢?他渐渐冷静下来,一屁股坐在床上。他回想起来,还是在清理万历的棺木时,为防止霉菌的侵蚀,他们不时在地宫中喷洒福尔马林药水和酒精混合液,以便进行消毒防腐。当时有个领导领着老婆孩子来参观,正赶上他们喷洒药水,刺鼻的气味弥漫开来,那位领导还能勉强支持,可他的老婆却不停地咳嗽,用手帕擦着溢出的眼泪,两个孩子也叫喊起来。这位领导见状,只得举家迅速离去。那时的赵其昌,怎么也想不到会引出今天的故事。
尽管事实清楚,如果真是毒气,他和他的队员们能在毒气中周旋数月之久吗?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冲动之情,一股怒火在心中燃烧起来,他感到委屈,又感到悲愤,他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喷洒药水怎么能和“特权”联系在一起?这种是非混淆、黑白颠倒的局面,倒可以清楚地表明,到底是谁在行使“特权”!
一切都无须再问,什么也不用解释,事已至此,只有面对现实。“什么时候走?”赵其昌问。
“上级领导说今天,我看时间来不及,你收拾一下,明天后天都行。”
“那发掘报告还写不写了?”赵其昌指着近三年来积累的数百万字的发掘记录。
朱欣陶一时没有回答。身为定陵博物馆筹建组领导人,他清楚地知道发掘报告的份量。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考古发掘,都是按严格的程序进行的。要发掘一座遗址或陵墓,先从实际勘察着手,在掌握了大量的线索和证据后,再进行现场发掘。这个过程要配合照相、测量、绘图和记录进行,不能有半点疏忽和遗漏。待实际发掘工作结束后,就应立即撰写带有科学研究成果的发掘报告,以不同形式公诸于世,为研究者提供进一步探索的科学性原始依据。定陵发掘出土文物的展出,仅仅是发掘工作的一个段落,整个工作的完成,要以发掘报告的问世作为终点。面对这常识性的问题,今天的朱欣陶也无法解答了。
赵其昌决定第二天离开定陵到窦店农场去接受改造。他单身一人,无牵无挂,不想告诉城内的老父,但他需要向他的队员们告别。
晚上,他正在紧张地收拾行李,刘精义提着一个布包悄悄地走进木板房,声音低沉而又沙哑地问道:“明天真的要走?”
“真的。”赵其昌抬起头,四目相对,不用言语。昏暗的灯光下,两人静静地对望着,往事烟云,多少欢乐悲苦、友谊真情,在心中翻滚开来。
刘精义原就读于南开大学历史系,因突患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而中途辍学。病愈后,年迈的母亲领着唯一的儿子从包头来京寻找工作,在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和赵其昌邂逅相识。此时定陵急需人手,在赵其昌的力荐下,刘精义加入发掘队来到定陵。自此,两个人便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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