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始终希望我学法律,出来当个律师,就像香港电视剧《法证先锋》里的男主角一样,维护正义,扶弱抑强。可是那时候的我看来,律师们全都是些整天背《宪法》、《刑法》、《民法》、《婚姻法》、《交通法》三十岁便能秃顶的早衰男人,帮人打官司也只是死前挣扎的白白努力。
不好不好,我摇摇头,我不能当律师,否则我可能会被闷死。
我爸没给我明确的提议,就算想给,凭他酒过三巡,沉醉不知归路的模样,多半也给不了。他方一开口,浓厚的酒味便从内而外,如窜天雷一样蹦了出来,在餐厅各个角落炸开了花,无处不是腥风血雨。
“儿啊,哥哥我跟你说,不管你上什么学校,”他说得含糊,断断续续,如果我不是跟他生活了十八年,可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先给老子入了党。”
他趴在桌旁一角,自言自语:“党好啊,入党好啊,当个公务员,风光,有派头,光宗耀祖!”
我对公务员的理解是整天开着辆政府配的糖葫芦(奥迪的四环标志),东奔西跑,忙东忙西,日理万机,做什么都是不辞劳苦,可是自己忙完,往下一看,实际上什么都没干好,全被下面人给糟蹋了。要是心坏一点的贪官公务员,那完全可以不劳心费力,只要拿拿纳税人的钱,收收下级的红包,白天在上司面前装孙子,晚上在丰乳肥臀的下属的床上装老子就足够。
我咽了咽口水,一来是安抚内心的不安,二来是平息青春期对上床这事的□□。
不好不好。我还是摇摇头。
最后,我学了医。
那时候我刚满十八周岁,我以为学医出来就能当医生。那样我可以穿着白大褂,厨师扮相,正义凛然地给患者诊病开药,运气好的时候能起死回生,运气差的时候最多叫做大势已去,回天无术,然后假装同情地安慰家属,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到工作年岁长了,五六十岁混到一个专家,对别人指手画脚,让小年轻们干这干那,尽管自己屁也不懂。这样的生活,我勉强可以接受。
填志愿的时候,我爸问我,要是志愿填得不好,被退档到不好的学校,要不要复读。我很诧异地看着他,他脸上褶子加起来的总长度可以绕屋子一圈,尤其是额头和眼角,惨不忍睹。我想一定是我高中三年,他操心过多。
“复读个篮子!”
人生这么复杂的东西怎么可能被一个小小的高考改变太多,最多影响我接下来几年的光辉岁月,当然也可能是操蛋的生活。
那时候我不知道,我这个思想领先了社会整整二十年。
晚上我偷看木槿的志愿,虽然专业不同,但填的学校跟我一模一样:天津——康复
扬州——英语
徐州——临床医学
我心中暗笑,这王八犊子离不开我。
“你敢看我的志愿!”
我被木槿的声音吓得楞神,呆如木鸡地立在地上,头也不敢回。只能闻到窗外的枣树、桂树,飘来的枣香、桂花香,还有青蛙癞□□□□时候的腥臊味儿。我从来弄不清楚这些东西的成熟时间,因为我一年四季都能闻到。这也是相当奇怪的。
木槿的身影在仅有一盏台灯光线的黑暗里晃荡,倏忽出现在我眼前,怒瞪我一眼,扯出她被我按在手下的志愿单,气冲冲地甩门而出。声音吵醒了睡眠轻浅的妈。我妈穿着睡衣,步态不稳,明显睡得不深,醒得不透,问我什么声音。我说风太大,窗户没关,门被吹得狂乱。其实窗户是关着的,但她不够清醒,“哦”了一声又回房睡了。
我接到录取通知的那天天气最是炎热,枣树被晒得低胸垂背,我想给它们浇点水降温。我挪到门前,开门便迎上一股热浪,于是乎,我关上门,不再过问两棵枣树。屋里空调风景极好。
“什么学校?”
“天津。”
“什么专业?”
“中医八年。”
我漫不经心地吃西瓜,木槿问一句,我便答一句。
“我的天!我居然跟你在一块儿!”
木槿好像特别沮丧,但我知道她是装的,她是一个没主见的人。
“别装了,你跟我填的学校都一样,分明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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