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歹之前不少人曾去乡下亲身体验劳苦大众的生活,吃尽了苦头后,身上的臭毛病倒是有所改观,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依然时不时地透出一股酸腐味。
“可以这么说,但还不够”,见李同河一脸茫然,林维桢指了指天,解释道:“更要紧跟上面的步伐,听上面的指挥”。
李同河吓了一跳,左右一看,饭馆老板两口子正坐在门口吃晚饭,里面就他俩了,这才松了口气,压低声道:“这话可不能乱说”。
林维桢拿起杯子道:“李老师,走一个”,咽下酒后,吃了一口菜,道:“我刚才说的话糙理不糙啊,明摆着的事儿,你还假装不知道?”
李同河苦笑一声,道:“你胆子可真够大的,放到以前,那叫揣摩圣意,是要杀头的!”
林维桢噗嗤一声笑道:“都是老黄历了,如今是什么年代,打开国门看世界的新时代,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李同河摆摆手道:“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你刚才那话是……”。
“这么说吧,咱们实行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突然听说要改革了,您觉得大家能一下子转过弯?我想估计够呛,恐怕连你这样搞经济的人都不可能立马调头”。
李同河坦然道:“还真被你说对了,现在我一看西方经济学的书,就头大,总拿着政治经济学的东西给它挑毛病”。
李同河教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这门课,也就是后来的“西方经济学”。按照学校要求,他每讲一个西方经济学的原理,都要对其进行一番批判,以显示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然后再讲下一个原理。
这种教学方法极为死板,把人家的西方经济学弄得支离破碎,无形中增加了学习难度。
林维桢不是自夸,换成他上台,讲得比李同河好得多,在不耽误批判的同时,还能增强知识的连贯性和趣味性。
但这话只能在心里想想,林维桢笑道:“你一个个体都转不过弯来,更何况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所以说,上面最想看到什么?现在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经济改革找理论和法律依据,而且还是用大家所熟悉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依据,这事儿我不行,但你肯定能行”。
“嘶……”,李同河倒吸了口冷气,脑袋被他的一番话砸的有点晕,端起杯子灌了一口酒,眯着眼睛琢磨起来。
林维桢也不管他,自斟自饮。
“有点难”,李同河突然叹了口气道。
这不废话么?如果随便一个人都能弄出来,还要那么多御用笔杆子干嘛?
虽然林维桢肚里有现成的东西,但他可不会说出来,只能靠李同河自己去琢磨,不过他还是忍不住多说了两句,“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跟国外一比,咱们太穷了,人家基本上都开上小汽车了,咱们大部分人连自行车都买不起,难道贫穷就是社会主义?”
李同河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随即皱起了眉,过了一会儿才摇头道:“这个问题……,我一时半会儿也给不出答案”,然后自嘲的笑笑,“我这个老师也是个半吊子,论思维的敏捷,我不如你”。
林维桢谦虚了两句,道:“其实我也想写这方面的文章,只是肚子里没货,干不了啊。可您不一样,您之前做的都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您来说肯定不在话下”。
李同河犹豫了片刻,最后还是决定听从林维桢的建议,咬咬牙道:“行,回去我好好理理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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