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着喜悦和希望回到城里,但大部分知青很快陷入了尴尬、困难的境地。
对这些荒废了七八年甚至十余年时光的大龄青年来说,大学的门槛让他们高不可攀。部队里人满为患,根本不需要他们去扛枪,再说他们也过了扛枪的年龄。工厂也不需要他们,他们一没技术,二没经验,国企里还有无数的职工子弟等着接班呢。
除了极少数幸运儿能够成为正式编制的国企职工,少部分知青只能走进街道或社区的合作社、生产组,跟一群老娘们聚集在一起,糊着火柴盒,装一副扑克牌,绕一个线圈,周而复始地做着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工作。
而更多的人却找不到工作,于是,他们成了多余的人,一个在社会上找不到定位的人,以及城里人口中的“无业游民”。
他们的境遇比那些还未返城的知青好不到哪去,至少那些正在太阳底下劳作的知青们,心里是有憧憬和希望的,而他们的希望如同一个绚丽的肥皂泡,被现实一戳便破了。
林维桢属于少数那部分幸运儿,通过高考回了城。
高考是一道命运分水岭,像林维桢这样的幸运儿去了山的这边,大部分知青留在了山的那边。
所以,当林维桢听到余老蔫说那些贼偷有可能是知青时,脸上只有苦笑,心里对他们却根本恨不起来。
有人说,这是时代变迁的阵痛,而这种阵痛不仅之于知青,更之于整个社会,所以知青们应该老老实实的呆在农村,继续发挥余热,不能回城给国家添麻烦,否则全国人民有样学样,岂不是乱套了?
更有甚者,揪着知青中的一些行为不端的败类不放,从而否定整个知青群体,恨不得将其钉死在耻辱柱上。
这种言辞听得多了,也就习惯了,最后便麻木了。
社会变迁带来的阵痛由知青们承担,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不幸。
作为知青中的普通一员,林维桢自认为没有资格去评判“知识青年”这个人数多达千万的群体。想做点什么,却发现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不由生出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重活一次,并不意味着自己是万能的,最多只能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再多他也是有心无力。
一整晚没睡好,第二天一大早,顶着一双黑眼圈出了门。在胡同口买了两个包子,骑上自行车回学校。半路经过师大,林维桢突然想起徐宝奇,没什么犹豫,直接拐进师大校门。
之前徐宝奇答应帮忙打听师大出版社的消息,前段时间得了消息专程跑了一趟北大告诉自己,虽然他打听到的消息没什么价值,不过这个人情却不能忘。
赶到徐宝奇宿舍时,他刚洗漱完,端着脸盆被林维桢堵在走廊里。
徐宝奇领着林维桢进了宿舍,一边擦脸一边笑道:“你不会掐着饭点来的吧?先说好了,老哥最近手头紧,你可悠着点吃”。
林维桢倒是听徐宝奇说过他的情况,作为一个二十六岁的大龄男青年,他去年在学校里谈了个女朋友,原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现在也开始精打细算起来。
“我要是不掐着饭点来,去哪找你?路上买了两个包子,所以我就不蹭你的饭了”,油纸里的包子还热乎着,林维桢狠狠咬了一口,肉香四溢。
“你是来打听出版社的事吧?”,徐宝奇把毛巾搭在床架上,开始穿衣服。
“这事儿已经有眉目了,就不麻烦你了。今儿是专程来给你下请帖的”。
“什么请帖?你小子不会要结婚了吧?”,徐宝奇一听到“请帖”这两个字,最先想到的就是结婚,还没等林维桢说话,马上哭穷道:“说好了,要钱没有,要命一条,份子钱一分没有!”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林维桢哭笑不得道:“没有的事!我家就在师大南边,前两天刚装修好,周日请邻里吃顿饭。我这人嫌麻烦,索性把室友们也喊上,你也算一个,空着手去,怎么样,赏个脸呗”。
一听这话,徐宝奇顿时松了口气,刚才他说的可不是瞎话,最近手头确实紧,都到了吃软饭的地步了,只是这事儿不足为外人道。
“喝酒吃肉这种好事怎么能少的了我,去,干嘛不去!”
“行,就这么定了,周日你自己去,我就不来请你了,到时候带上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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