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在这里开始彼此探知的。这种隐秘、确凿的合谋关系,让他们远离城市,并把他们绑缚在一起,也给他们提供了以另外一种方式彼此探知的机会。每个人都需要讲述“发生了什么”。很显然,这里的“发生了什么”,只涉及他们还生活在父母的威权之下的那段时光。他们慢慢地明白了:他们能够混在一起,并不是毫无缘由的。
他们组织了“恐惧的下午时光”活动。每个人都要讲出来,是什么令他在“那段时光”里最感到恐惧?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一件恐惧的事,只是至今为止,他们谁都不曾谈起过。这些“恐惧”从遥远的过去,在说不出具体何时的久远时光中孵化出来。在这样的一个下午,天几乎全黑下来的时候,大家蹲着围拢在快要熄灭的火炉旁,独臂小子讲道,他曾在那个时候最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他后来在如织的炮火中,在战地医院的手术台上,也再没有那样地恐惧过——那是在他七岁那年,透过从门廊通往院子的玻璃门,他看到父亲在向母亲施暴,他们互相撕扯,后来母亲用双手推开了丈夫,朝房间里逃去。那一刻他是如此害怕,好像死亡正赤裸裸地威胁着他。在他讲这些的时候,他变得结巴,并开始神经质地打嗝。坐在窗户旁边的贝拉望着发光的湖面,说出了他不寻常的感受。
“恐惧挺好的。”他说。
然而,要讲明白恐惧的这种“挺好的”含义,却是难之又难,并让他痛苦不堪。这个活动持续了数周时间,他自己也在探索着,嗅触着自己惧怕的因由,其他人则在这段时间已经在了解彼此上走得更远了。当他发现在自己的记忆里,除了羞涩本身还有更多连他自己也不了解的阻碍,于是他更畏惧、更沉默了。阿贝尔和埃尔诺用一连串的盘问试图帮助他找出答案。
“我实在不好意思。”他难受地说。
他得到两天的宽限。这个讲起黄段子会兴奋得使用丰富无比的词汇的家伙,现在却羞涩腼腆地进行自我防御。他这样的有所保留,最终使小团体更感到惊奇,因为经过长久盘问,最终浮出水面的是,在他那羞臊的记忆里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污秽的事情。倒不如说是可笑的事情;而他却是背负着极大的痛苦才讲述出来。
“我们住在一层,”他红着脸,痛苦地说,“你们转过身去。”
好像这些就是最难以启齿的部分,现在他却急促快速地接着说:这层走廊的尽头通向一个院子。贝拉是一个容易受惊的孩子,一直受到严格的管教,即使是在他六岁的时候,他也会有时被一个严厉的词语惊吓到,尿到裤子里。这样的时候他会把外裤晾干,而把湿漉漉的内裤捏成一个团,再把这罪证丢进隔壁家的院子里。他这样销毁掉了八条裤子。等待着自己的行为终有一天被发现,以及对将要被羞辱和惩罚的想象,在他心里引起高度的紧张,也使他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这个幼儿才会犯的毛病的牺牲品。当人们终于发现时,父亲一个巴掌掴过来,而那种放松如同涌起的海浪灌满了他的整个身心,他至今再也没感受过能够与此相比拟的舒适和幸福。
“你们知道,”他支吾着,受伤地说,“恐惧挺好的。我猜到自己会受到惩罚,我等待着。慢慢地我学会了。我知道什么能换来一记耳光,什么能换来殴打和禁食。这都是可以预计出来的。真正恐惧的是等待,而当它真正到来的时刻,真的是很好。”
经过长时间的沉默,埃尔诺开口说:
“你们都认识我爸爸。他是渐渐才把自己变成一个小丑,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的。阅读也是他在成人之后才学的。他读了两本书,《圣经》和《小镜子三部曲》。我不为他感到羞耻,你们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关系。当他谈论富人的时候,他是对的。富有并不仅仅是某人有很多的钱。它完全是另一回事。那是我永远也不会有,而对于你们来说,却与生俱来,从来不曾缺少的……”
“我是从那时开始害怕的,那天我爸爸站到了镜子前面。那应该还是我很小的时候。在作坊的角落里,我坐在一个矮凳子上。作坊里养了一只瘸腿的乌鸦,那是爸爸有一次带回来的;它翅膀的羽毛被剪掉了,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坐在小板凳上和乌鸦一起玩。爸爸也坐在作坊里,在做活。他那时还没蓄胡须,也没有瘸。他忽然站起来,朝抽屉柜走去,就好像我并没有在那儿,他把镜子取了下来,拿到窗户前,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看。我盯着他,发不出声:我把乌鸦搂进怀里。爸爸用两个手指捏住鼻子往上翻,然后龇出自己的牙。他开始转动眼珠和扭动他的嘴,做着我从未见过的挤眉弄眼的怪相。他这样做了很久,深深地沉浸在里面。我张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一开始也许我应该笑吧,但是我很快明白过来,根本没什么可笑的。爸爸奇怪地转动着眼珠,我慢慢地开始害怕了。他向后退了一步,好像要捧腹大笑似的,把他的嘴张到最大。之后他又皱紧了眉毛,然后生气地龇牙。这时,我哭了出来。他冲我过来,就好像现在才看到我在这里。我尖叫起来,因为我以为他要杀了我。他俯下身,他的脸是如此扭曲,是我从没看到过的,也是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的。他用一只手夺走了乌鸦,扭断它的脖子,然后把它摔到我跟前的地上。然后,他惊慌失措地跑走了。”
“那只乌鸦就躺在我面前,已经死了。我跟它一起玩了有一年的时间。我捡起它,它的身体还是温热的,我开始摇晃它,爱抚它。妈妈发现我的时候,我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从未告诉她发生了什么。我想,我这样觉得,这件事情与她无关。那天晚上,爸爸没有回家。当他早上回来的时候,他带回一只盒子,他把乌鸦装进盒子里,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他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到院子里。”
“我们在这里埋葬了乌鸦。爸爸是那么小心翼翼地挖好了一个坑,这期间他愉快地与我交谈,以至于我完全不明白昨天他是在生谁的气,又为什么要掐死这只瘸腿的乌鸦。但是从那之后,每当我独自一人待在一个有镜子的房间时,我会开始害怕,我害怕我也会站到镜子前然后开始让自己的脸变得扭曲。”
迪波尔身体的纤长轮廓,被白色的燕尾服优雅地勾勒出来。他们有时会穿上那些衣服。贝拉穿着他红色的燕尾服懒散地窝在椅子上,戴着平顶的礼帽和手套。在这样的氛围里,即便是最微小的事物也可以成为他们开始游戏的理由。小孩子可以连续几个小时集中精力地玩一个摇铃,就像他们玩味着一个主意、一件物品、一个时刻所提供给他们的想法。他们也发现他们四个人都有着表演的天赋。
独臂小子忘我地导演着。他用简明的词语布置任务,然后立刻设计场景。他们扮演法官、士兵,表演家庭关系、征兵检查、教师会议、沉船上的驾驶舱。他们执迷在孩子们与生俱来却又被遗失了的表演天赋里,在这唯一的补偿中,也只有通过这样的表演,在那遗失的世界中还可能有一点点是他们的。这个世界深藏在各种为人所知的表象的背后。阿贝尔相信,他有的时候仍然能记起一些那个世界的词语和场景。
当他们彼此面对面地站着,穿着“戏服”,远离了城市,在这用钥匙锁起来的房间里,浸在炉子与烟草的酸腐的烟雾里,在两支蜡烛忽忽闪闪的光线里,在四处堆放的偷来的东西中间,这个被捆绑在一起的小团体并不清楚到底是什么将他们捆绑在了一起,他们只是感觉到一股胁迫的力量:有时,在游戏的两句话之间,他们会陷入沉默,然后长久地、呆呆地看着彼此,好像最终得要搞明白,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为什么在一起,为什么这样玩,为什么活着?而在这样的震惊过后,随之而来的是苦涩的无聊。阿贝尔会提议一起玩“突击”的游戏。埃尔诺和独臂小子从房间里退出去,然后他们三个穿上戏服,把他们自己交付给隐秘的轻松与舒适感。埃尔诺重重地敲响了门。任务是这样的:用他们词汇库里的所有词汇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在一起,他们在这里干什么。埃尔诺和独臂小子代表外面的世界来进行审问。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称谓或身份。可以是老师,可以是秘密警察,也可以是军人、宪兵,或者最简单的,是闯到这里来的父亲们,他们审问这些“下人”——阿贝尔坚持使用这一个称谓——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格仑家的男孩们一直很神秘。无法清楚地知道他们在自己家里做些什么。
埃尔诺来提问。独臂小子立正地站在他的身后,好像学校总管站在校长的身后,士兵站在中尉的身后,或是一个没有那么厉害的成年人——比如幸灾乐祸的叔叔——站在爸爸的身后。埃尔诺戴着帽子,挎着贝拉的竹手杖,戴着贝拉的鹿皮手套,在房间里来回走着。他时不时地摘下眼镜,用两根手指捏着它,然后举到眼前擦拭。“需要声明的是,”他说,“人赃俱获的事实证据显示,学生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没有得到家长、老师、长官、行政和军政界的领导们的许可下,甚至违规犯法地蓄意反叛,离开城市,将自己锁在一个名声并不好的温泉疗养区的旅馆房间里,吸烟,喝酒,长达几个小时地单独待在这里。不管谁来到这里,都会意识到这里的情景非常特别。”
“普洛高乌艾尔,请你站起来!且不说你在学业上的进步是多么令人遗憾地微乎其微,当然,必须承认最近一段时间里你在学校的表现确实让人无可非议。但是现在,我不得不遗憾地说,我在这里看到的这些情况,都是违背校规的严重事实。这是什么?朗姆酒。这一瓶呢?白酒。这一盒呢?东海鲱鱼罐头。我看到了什么,鲁扎克注?请起立。是我猜错了么,如果我假设这个咖啡豆来自你父亲的食品店?”
贝拉站起身,玩弄着他的手套。
“是错了。从食品店我只偷了钱。咖啡是我用偷的钱从别处买来的。”
从一个质询到下一个质询。埃尔诺的讯问很细致,在形式上也完美无缺。没有人推脱。他们都自愿承认了物品的来源。劳约什望向埃尔诺,眼里带着怒意。埃尔诺用慢节拍的盘问步步紧逼,把最锐利的问题丢向阿贝尔和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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