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就像那样过去、带着许多好吃好喝的,阳光明媚,一辆小汽车带着我们到处转,不时抽支雪茄,在海滩上打一会儿盹,研究过往的窟窿眼儿,又说又笑,还唱了一会儿小曲——这就是我和麦克格利高尔度过的许多许多日子中的一天。像那样的日子真的似乎使轮子停止转动。表面上快快活活,时间就像梦一般糊里糊涂地过去。但是实际上,却有一种宿命感,有一种不祥的兆头,使我第二天萎靡不振,心中不安。我很想知道有一天我会不得不停顿下来;我很想知道我正在浪费我的时间,但是我也知道我无能为力。必须发生某件事,某件大事,某件会将我横扫在地的事情。我需要的一切就是推我一下,但必须是我的世界之外的某种力量,能真正推动得了我,我确信这一点。我不能忧伤过度,因为这不是我的性格。我一生中的事情总是——到最后——很顺当。我不可能需要花大力气。必须由天意来决定某些事——在我的情况中,就是全部听天由命。尽管从表面看来,有多少不幸,有许多事没处理好,我却知道自己生就的富贵命,而且天生两个脑袋。我承认外部情况很糟糕——但更使我担心的是内部情况。我真的很害怕我自己,害怕我的胃口、我的好奇心、我的柔性、我的渗透性、我的可塑性、我的和蔼可亲、我的适应能力。没有一种情况本身能吓倒我:我不知怎的,总是看见自己过舒服日子,就好像在花朵里啜饮蜂蜜。即使我被投入监狱,我也感到我会过得很好。我想,这是因为我知道如何不作反抗。其他人连拉带拽地拼命干,搞得精疲力竭;我的策略是随大溜。人们对我做的事,几乎还不如他们对人对己所做的事那样叫我操心。我内心真的感觉他妈的很好,所以我必须接受全世界的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处于混乱之中。也就是说,我和我自己的命运不同步。我竭力实践世界的命运。例如,如果我有一天晚上回到家,家里没有吃的,甚至连给小孩吃的东西也没有,我就会马上到处去寻找吃的,但是我发现自己刚一匆匆来到外面寻找食物,就立刻又回到了世界观上面,这使我困惑不解。我没有想到专门给我们吃的食物,我想到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食物,是那一时刻世界各地处于各个阶段上的食物,它如何得到,如何准备好给人用餐,如果人们没有食物,他们做些什么,也许有一种方法可以使每一个想得到食物的人都得到它,不再把时间浪费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无疑,我为老婆孩子感到遗憾,但也为霍屯督人,为澳洲森林居民感到遗憾,更不用说饥饿的比利时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我对人类,对人类的愚蠢,对人类想象力的贫乏感到遗憾。
吃不上一顿饭并不那么可怕——使我深感不安的是街上死一般的空寂。所有那些讨厌的房子,一模一样的,一切都如此空寂、如此凄凉的样子。脚下有漂亮的铺路石,街中间有柏油马路,各家门前有既美又丑的高雅的褐砂石台阶,然而一个家伙竟会整天整夜在这昂贵的材料上到处奔走,寻找一块面包干。是这种状况使我感到不安。这太不谐调了。只要人们能摇着吃饭铃冲出去喊:“听着,大家听着,我饿着肚子。谁需要擦皮鞋?谁需要倒垃圾?谁需要清洗排水管?”那就好了。只要你能走到街上,像那样对他们说清楚;然而不,你不敢张开你的嘴。如果你在街上告诉一个家伙你肚子饿,你就把他的屎都吓出来了,他像见了鬼似地逃走。那是我以前从不理解的事情,现在还是不理解。全部事情其实很简单——某个人来到你跟前时,你只要说一声“行”。如果你不能说“行”,你可以挽住他的胳膊,请另一个人帮助你们摆脱困境。你为什么要穿上制服,去杀死你不认识的人,就为了得到那块面包干,这对我来说是个谜。我考虑的是这些,而不是食物吃到了谁的嘴里,或者它卖多少钱。我为什么要去管一样东西值多少钱呢?我在世上是要活着,而不是计算,而这正是那些杂种不要你做的事——活着!他们要你花费整整一生来增加数字。那对他们有意义。那是合理的。那是明智的。如果我来掌舵,也许事情不会这样有条有理,但是却更加轻松愉快,耶稣作证!你不必为一些小事搞得屁滚尿流。
也许不会有碎石铺的道路、长蛇阵的汽车、高音喇叭以及亿万种新鲜玩艺儿,也许甚至窗上没有玻璃,也许你不得不睡在地上,也许不会有法国烹调、意大利烹调、中国烹调,也许人们的耐心消耗净尽的时候就会互相残杀,也许没有人会阻止他们,因为不会有任何监狱、警察、法官,当然也不会有任何内阁大臣或立法机构,因为不会有他妈的任何法律让人遵守或不遵守,也许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要走好几个月、好几年,但是你用不着签证、护照、身分证,因为哪儿也用不着登记,你也用不着身分证号码,如果你想每星期改一次名字,你尽管改,这是无所谓的,因为除了你能随身携带的东西,你不拥有任何东西,在一切都自由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拥有任何东西呢?
在这个时期,我走了一家又一家,干了一个又一个工作,交了一个又一个朋友,吃了一顿又一顿饭,但是我还是为自己圈出一些空间作为抛锚地;这更像是湍急的水道中的救生圈。进入我周围一哩范围内,就会听到一只巨大的钟在悲鸣。没有人能看见抛锚地——它深深埋在水道底下。人们看见我在水面上上下浮动,有时候轻轻摇摆,要不就前后颤动。安全地牵制着我的是我放在客厅里的那张有分类格子的大书桌。这张书桌曾经在老爷子的裁缝铺里放了十五年,靠它赚来了许多钱,也因做活而使它吱嘎作响,抱怨不止。在它的分类格子里,还放着一些古怪的纪念品,我最后是趁老爷子生病,把它从店铺里偷着搬出来的;现在它就立在布鲁克林最受人尊敬地段的正中心一座受人尊敬的褐砂石房子三层楼上我们阴郁的客厅地板当央。我得费好大劲才能把它放到那儿,但是我坚持它必须放在全部家当的最最中间。就像把一只乳齿象放到一个牙齿诊室的正中央。但是由于老婆没有朋友来作客,而我的朋友则即使它悬挂在吊灯上也无所谓,于是我就把它放在客厅里,把我们拥有的所有多余的椅子全放在它周围,摆成一大圈,然后我舒适地坐下来,把脚翘到书桌上,梦想着如果我能写作的话将写些什么。在书桌旁边我还放了一只痰盂,一只很大的铜痰盂,也是从店铺里拿来的,我不时朝里面吐一口痰,提醒自己它就在那里。所有的分类格子都是空的,所有的抽屉也都是空的;书桌上书桌里全一无所有,只有一张连垫放在S形锅钩底下都嫌太小的白纸。
当我想起我所做的巨大努力来疏导在我内心沸腾冒泡的熔岩,想起我重复了成千上万次的努力来安放好漏斗,来捕获一个词、一个词组时,我必然想到旧石器这样的东西。它不费力气就来了,一眨眼工夫便诞生了,你会说这是一个奇迹,只是发生的一切都是奇迹般的。事情发生或者不发生,这就是一切。
没有事情是由汗水与拼搏来完成的。几乎每一件我们称之为生活的东西,都只是失眠,是一种痛苦,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睡着的习惯。我们不知道如何洒脱。我们像安在弹簧顶上的匣中小丑,我们越挣扎,就越难于回到匣中去。
我想,如果我疯了,我除了把这原始人的用品放在客厅中央,就不会想到更好的计划来巩固我的抛锚地。我的脚翘到书桌上,接收着潮流的声音,我的脊柱舒服地埋在厚厚的皮垫子里,我同在我周围漂浮旋转的零碎物处于理想的关系,因为我的朋友们自己疯了,而且是潮流的一部分,他们就竭力让我相信,这些零碎物就是生活。我清楚地记得,也就是说,通过我的脚所实现的同现实的第一次接触。我写过一百万字左右,请注意,写得有条有理,结构很好,却对我来说等于零——旧石器时代的原始密码——因为接触是通过头脑来进行的,而头脑是无用的附属物,除非你在水道中央深深地在泥中抛锚。我以前写的一切都是老古董,现在的大多数写作仍是老古董,这便是为什么没有烧起来,没有使世界燃烧的原因。我只是古人类的传声筒;甚至我的梦也不可靠,不是真正的亨利·米勒之梦。
安静地坐着,想着一个由我、由救生圈产生的念头,是赫拉克勒斯式的艰巨任务。我不缺乏思想,也不缺乏词汇和表达能力——我缺乏更重要得多的东西:切断电流的工具。讨厌的机器停不下来,这便是难题。我不仅处于潮流当中,而且潮流流遍我的全身,我一点儿也控制不了它。
我记得那一天,我让机器彻底停下来,也记得另一个机械装置,上面签着我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用我自己的双手和鲜血制成的那个机械装置,慢慢开始运行。我曾到附近的剧院去看一场轻歌舞剧表演;这是日场演出,我买了楼厅的票。排队站在大厅里等候的时候,我就已经体会到一种奇怪的坚实感。
就好像我在凝结,明显成为一块坚实的胶冻。这就像伤口治愈过程中的最后阶段一样。我处于最高的正常状态,这倒是十分异常的情况。霍乱会来临,将它污浊的气息吹进我口中——没有关系。我会弯腰去吻麻风病人手上的溃疡,不可能对我自己有任何伤害。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一切,便是在健康与疾病之间这种永恒冲突中有一种平衡,但我不仅有这种平衡,而且血液中有一个正整数,这意味着,至少暂时,疾病被完全打垮了。如果有人在这时候聪明地扎下根,他就永远不会再生并不幸,甚至死亡。但是要跃向这样的结局,就要奋力一跳,跳回到比旧石器时代更久远的年代。在那一刹那,我甚至不梦想扎根;我一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奇迹的意义,但我听到我自己的齿轮啮合的时候,我是如此吃惊,以致愿意为了这种体验的特权而当场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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