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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作为一个作家,她把自己的创作自觉地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连接在一起。除早期的剧本《苏斐》、《琳丽》、《访雯》有艺术至上、唯美主义倾向外,其他作品,不管艺术上受哪些流派的影响,思想内容上都是与人民的事业和妇女的解放息息相关。

她的艺术风格大致经历了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到现实主义这些发展阶段。辞采华美,才气横溢,尤其是早期作品,尤其是剧作。她的诗歌质朴自然,热情奔放,赤心直呈。至于小说,则热情、坦白、大胆,蔑视传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较深。

早期,她醉心于西方现代派,受象征主义影响较大。在她投身革命后,思想上渐渐自觉地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一概扬弃了以片面创作艺术的追求,片面理解文艺的大众化,注重了普及,而忽视了艺术性。她的作品愈到后来,艺术性愈差,这与她的这种主导思想转变不无关系。这是她思想的偏颇,也是时代的悲剧。

病、困折磨了她一生。不然,以她的才华和非凡的毅力,她会写出更多的优秀作品。她的三十年代的作品,已经为后辈作家的成长发生了影响。重病和精神上的巨创,使她有些扭曲,任性、易怒、不大合群,遇事过于认真,过分的直率和自尊,都妨碍了她和周围的人相处和互相理解。这些,也造成了自身的悲剧。但是,白薇绝不是一个悲剧主人公。她的昂扬的如火似铁的意志,她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是我们民族的楷模。

袁昌英

李杨杨

她是我国现代最早的一位著名女性学者,外国文学研究家,艺术史家。早在二十年代末,就著有《法国文学》(编著丛书;1929年,商务印书馆),以后陆续向中国读者介绍莎士比亚、易卜生、哈代……四十年代,又写了《法国文学》(1944年,商务印书馆),此外,还著有《西洋音乐史》等。

她是大学教授,在讲坛上讲了几十年的戏剧、法文、希腊神话、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和欧洲近代戏剧等课。

她是作家,写有戏剧集《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1930年,商务印书馆),剧本《饮马长城窟》(1947年,正中书局)、《春雷之夜》,散文集《山居散墨》(1937年,商务印书馆;1994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袁昌英散文选集》(199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行年四十》(1945年,商务印书馆),以及小说《牛》等。

她是翻译家,译有法国剧作家的剧本《玛婷:痛苦的灵魂》(1930年,商务印书馆)等,还用英文写成《中国爱国文学》。

她叫袁昌英,字兰子、兰紫。

这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过影响的早期女作家,1894年10月11日生于湖南醴陵农村一个地主家庭。父亲袁雪庵,在外作官,任过山东省、云南省财政厅长等职务,是一位在政界有影响的人物;而母亲却是一位农村妇女,一生养了四个女儿,袁昌英是老大,三个妹妹都不幸夭亡,她成了家中唯一的女儿。在旧中国,“男尊女卑”是把杀人刀,不知害了多少善良的妇女,袁昌英的母亲,便是在亲戚邻里的白眼和耻笑声中郁郁而死的。母亲的死,强烈地创伤了袁昌英,她当时虽然很小,但那种重男轻女的重压,却深深感觉到了。母亲的不幸,直接影响了这位孤女,她奋发自强,要为妇女争光的思想一天天形成。

袁昌英结束了幼年乡间的私塾学习后,被父亲接到上海,进入教会学校——中西女塾,学习英语,开始接触西方思想和文化。

中学肄业后,袁昌英于1916年靠父亲的供给,自费留学英国。初抵异国,她需要迅速掌握口语,便住到了英国人家里。房东太太管理极严,从餐桌上的礼貌到古老西方的谈吐都认真地指点。头一年,袁昌英成绩不佳,房东太太禁止她出大门,她闭门苦读了六个星期。在那里,生活极其艰难,几乎每天吃的都是黑面包,但这位中国姑娘已经感到很满足了,她觉得学到知识,比什么都重要。她很快从中学跳入苏格兰最高学校——爱丁堡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在大学她和同房、同学海伦·勃莱克利结为知交。这位英国姑娘是学医的,她们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经常通信,关系密切。那时,两位女友常常利用假期一同骑车到乡间游玩,她们走了几百里,袁昌英饱览了美丽的英国农村风光,接触了善良勇敢的英国劳动人民。

在英国,袁昌英认识了中国留学生杨端六、周鲠生、李四光、张奚若、皮宗石、陈源(西滢)等人。杨端六是湖南长沙人,家境贫寒,早年加入国民党,参加过反对袁世凯的斗争,曾经被捕,后来避难日本,又赴英国伦敦,修经济学。袁昌英很敬佩杨端六,他们情投意合,很快订了婚。不久,杨端六先行回国。

袁昌英留英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平凡的日夜,在她以后的创造中留下了印迹。在《山居散墨》中,有一篇短短五百字的随笔——《模朗吟教授》,文章歌颂了一位英国老教授模朗吟女士,她得知儿子在前线为国牺牲了,但照样登上讲台。袁昌英用动人的笔触,描写教授不屈不挠、敛神忍痛,孜孜不息地履行自己的职务,表现出沉毅而悲壮的精神。在战乱的年代,一个东方女子在西方求学,同样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袁昌英这篇随笔就是很好的记录。

经过五年攻读,袁昌英在爱丁堡大学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那时,在欧洲留学的中国女性为数不多,获得学位的更少。为此,路透社发了消息,中国报纸也登载出来。1921年,袁昌英回到祖国。

这时,父亲已经续弦,并又有了子女,但袁昌英与比她小许多的同父异母弟妹,感情极好,一家人住在北京西城砖塔胡同一个小院子里。如今几十年过去,袁昌英远在美国纽约的大弟袁昌雄,还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景。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姐姐的拉丁文是她的专长。英国文学也很深入,常常在黑暗房间高声背诵莎士比亚,音调舞台味很重,也很准。她乐此不倦……”就在这一年,袁昌英与杨端六结婚,她二十六岁,他已三十六岁了。婚后,袁昌英留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学院教书,她的丈夫又回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23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杨静远出生。为了在法语和法国文学上进一步深造,袁昌英把女儿交给父亲和继母,于1926年,又只身赴法国,入巴黎大学求学。

在巴黎,袁昌英结识了陈学昭等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远在异国,袁昌英经常想女儿想得哭起来,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日益加深。有一次,袁昌英与少女萧君步行回寓,这是一个深秋的月夜,整个巴黎已经酣睡。袁昌英描写道:“忽然又从天外,其实只是由邻近的巷内,飘来一阵洞萧音乐,音节的凄婉,情趣的别致,迥非西人所可能,入耳即我国人的特技。我与萧君不约而同的立住了脚,敛神静听,将这一段清越如泉涓,浑厚似松涛的妙乐,揽人性灵的深入。”《关于莎乐美》,收在《行年四十》)只有日夜思恋祖国的游子,对巴黎月夜的萧声,才能产生如此美妙的感受。西方世界的污泥浊水,对身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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