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2部分（第1页）

儿童、每天疲于奔命的工人、家庭和老人。更重要的是，官僚主义会使人忘记谁才是纳税人。

这就是加州的故事，政府官僚主义的故事。没有纳税人，就不会有政府的存在。但是，政府却忘了服务和保护纳税人的利益。同时，官僚主义也在发挥自身的作用：发布各种规则、规定和执行没完没了的复杂工作流程。官僚主义者最喜欢的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因此，何苦还要折腾，去主张人们的利益呢？他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但现在他们却时刻掌控着人们的生活和生计。于是，整个官僚机构关注的就只是如何保住当权者的权力。这样一来，民众的命运不再重要，组织僵化不可避免。

在这种环境下，大型企业在有意识的情况下或许能够生存下来。因为，它们有很多律师、会计师以及政府里的说客可以帮助它们克服政府树立的难题和障碍。然而，中小企业就没这么幸运了。事实上，不仅中小企业很难承担税收和法规的成本，大型企业也在纷纷引导中产阶级到别处去就业。硅谷可能会继续催生新的技术公司，但是一旦结束创业阶段，典型的生产转移和为其他地方创造就业的现象就会发生。少数拥有高昂补助的研发工作得以保留，但是，大多数原本可以提供丰厚报酬的中产就业机会就会不复存在。

美国各个政治派别的人，尤其是像伊丽莎白·沃伦这类整天感慨贫富差距的自由主义民粹主义者，需要格外注意。加州收入差距的增长速度在整个美国都是位居前列的。即使是预算和政策优先中心这样的自由派也声称，2008～2010年的加州是美国贫富差距最大的地区。＇5＇随着中产阶级相继离去，加州的人口分布越来越像一个哑铃，一端是富豪，另一端是极度贫困人士。加州拥有111位亿万富翁，资产比全世界24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都要高。然而，加州的人口贫困率也是全美最高的。这两者之间其他愿意在加州留存下来的中产阶级，大部分都是政府雇员和官僚主义者，他们靠挤走私营企业的中产阶级得以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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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得说一句公道话，加州的问题也不能完全怪罪于其领导者。近来，一些政府管理机构也在采取一些温和的改革手段，企图改变现状。有些改革措施在民主党控制的立法程序中幸存下来，尽管效果打了折扣。税收的增长令有些政客，包括民主党州长杰瑞·布朗认定，加州的经济已经复原，即使加州还在经历不可持续的公共养老基金负债。同时，萨克拉门托官僚主义者目前的财政收入还是高于其财政支出。

可以说，加州在某一个方面的恢复就是另一个方面悲哀的持续。显然，对于加州的权力精英——即乔尔·考特金所说的贵族自由主义者而言，加州的一切都依然很美好。这里到处都是机遇。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只不过他们对公立教育的投入不够多。他们的财产受到了法律的保护，至少可以保证不会发生劫富济贫这样的事情。他们的政治观点完整地体现在萨克拉门托不久前出台的社会环境法令中。

权力精英并非坏人。他们关注环境，关注穷人，关注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我相信他们对这些事情、这些人所做的承诺。但是，他们和自由主义人士已经认定，他们的关注点和解决方案——他们的意识形态比其他人的生活和老百姓的生计更加重要。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方案有良好的初衷，只是最终对于他们本来想要关心帮助的人而言，没有太大的助益。无论自由主义者是否能够意识到他们真正所表达的信息就是：我们比你聪明。所以，如果我们毁了你的生活或者限制了你的行动，那也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会关照着你的。

自由主义者往往喜欢使用同情和关怀作为把别人当成他们个人思想意识神坛祭品的借口。他们会说，这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最终这种自圆其说的方式只不过是他们傲慢的表现罢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乔纳森·格鲁伯对于通过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案有一个不太招人喜欢的说法——这套医改方案的执笔者必须要对医改的效果撒谎，因为美国的选民实在笨得出奇。这就很好地证明了自由主义者言不由衷的傲慢。奥巴马总统在2014年年末对《移民法》的更改——针对无证件移民的规定——也证明这一切只是自由主义者的一厢情愿。无论你是否主张这项行动，关键是对于奥巴马总统而言，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重要。他知道什么是对美国更好的，而对于那些投票给他的美国民众而言，什么是最好的，那都是后话。

这种对民意的忽略和践踏，正在毁掉加州。这也正好说明了美国当下哲学政治理论的核心命题。多年的商界和公共政策从业经历让我明白：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是否拥有信仰，是否相信人类本身具有无限的潜能。我们的建国者给我们设定了一套认可并嘉奖每个愿意发挥个人潜能从而实现人生价值的体制。美国人之间的区别，尤其是领袖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是否真的相信这个前提。

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我知道你我皆凡人。我知道任何人都有在特定的时间需要帮助的时候。但这并不代表我对他人的同情，或者他人对我的同情，可以影响我们每个人享受平等、有意义生活的权利。在我个人的思想意识中，我愿意接受这些观点。但是，这并不代表我的思想境界要比美国人的生活和老百姓的生计更加重要。

很多自由主义者会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口口声声说着平等，但他们在事实上却认为有些人天生要更加聪明一些。这些聪明人就有权力帮助那些普通人更好地做出决定。格鲁伯就是最高调的例子。有时候，他们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借口是他们真的关心我们。有时候，比如对待圣华金河谷的农民时，这些自由主义者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识形态，就牺牲了上万农民的个人生活和生计。无论情况属于哪一类，就算自由主义者拥有较好的初衷，最终也会造成政府机构冗余、官僚主义作风滋长的情况，变本加厉地遏制了人们潜能的发展。

发生在肯塔州煤矿工人和底特律小企业中的事情以及纽约市公益维护人白思豪指责父母迫不及待地将孩子送到体面的公立学校等事件也与此类似。政客和官僚主义者都将个人意志置于了公众的需要之上。加州的教师协会主席说：“教师不可能对学生的成绩负责，因为有太多的孩子来自于贫困破产的家庭。”她要说的是这些孩子没有未来。她从不考虑如何开启孩子的潜能，而只是因为孩子的出身和家庭背景，残忍地扼杀这些孩子的潜能。

忙于养育孩子的女性都在努力发挥个人的作用。当她们了解到自己深陷于一种只会加重自己对男性依赖感的体制中时，她们绝不会再相信政客会去关心她们的生存状态。无论体制的建造者和维护者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女性的潜能还是很有可能不会被挖掘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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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评论加州领导者时，使用了较为严厉的措辞，但我的批评却不无道理。我和成千上万的其他加州民众一样，相信加州有潜能成为那个可以帮助无数美国家庭实现美国梦的地方。加州风光旖旎，物产丰富，人杰地灵。加州不仅在创新和创意方面遥遥领先，它也有成为中产阶级心目中理想乐园的潜能。加州是自强者和流放者向往的地方，也可以是他们实现梦想的地方。

和以前纽约所获得的教训一样，加州得到的教训是：领导理念和领导政策固然非常重要，但领导力更加重要。如果官僚主义者和激进的思想意识扼杀了人们的潜能，领导力就是重新开启人类潜能的钥匙。如果领导者能为加州找到完全不同的未来，他们就也能为加州公民创造不一样的现实。这和前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当年重新为纽约制订未来蓝图时的情况一样。

加州正在面临着抉择，美国也在面临抉择。在“黄金之州”加利福尼亚，我们得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加州人民所受之苦，正是给我们的警示。我们必须要做出选择。加州的故事也让我们知道了曾经走过的弯路。其实，我们还有另一条道路可以走，这条路能够引领一个国家走向富强，带领人们走出绝望，重拾对生活的勇气。这是一条让所有人发掘个人潜能的道路。

2011年，我离开了加州。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加州带给我的教训。在之后的几年里，我获得了可以与更多人分享加州故事的机会。不过，我暂时不想对人们会如何解读这个故事做出预言。

＇1＇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昔日的黄金之州不再”，2014年1月25日。

＇2＇　汤姆·格雷和罗伯特·斯喀达玛丽亚，“伟大的出加州记”，曼哈顿研究所报告，2012年9月。

＇3＇　理查·德莱德，“不堪重负的加州人”加州政策中心，2014年12月29日。californiapolicycenter。orgunaffordable…　california…it…doesnt…　have…to…be…this…way…4＇4＇　理查·德莱德，“不堪重负的加州人”，加州政策中心，2014年12月29日。

＇5＇　特洛伊·赛尼可，“不平等的国度”，《国家评论》，2014年3月10日。

第7章

为男女平等而奔走

女性有权利获得就业机会，也应该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我们需要用领导力来激发她们的潜能。女性可以成为政界强大的力量，她们代表了尚未利用的潜能，她们是积极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力量。

2014年，我在纽约出席一个竞选活动时，终于忍不住把我压在心底多年对于政治体制的感觉讲了出来，尤其是这种体制对于女性的态度让我愤怒。当时，我正在纽约参加一场关于支持共和党人罗伯·阿斯托里诺的活动。他当时正在和被罢免的原民主党州长安德鲁·库默竞争新州长。这场活动是专门为支持阿斯托里诺的女性选民举办的。乔装成为女权活动家的库默团队瞄准了这个活动，他们在人行道上，堵住了记者和与会者。据说，抗议者在那里要求罗伯签署将会在州立法讨论中支持《女性平等法案》的保证书。

《女性平等法案》，这真是一个好名字。谁敢说自己不支持女性平等？在10条规定中，有9条是两党都支持的纽约州立法。但是，最后的一条恰恰成了“致命的毒药”。这一条法规决定放宽纽约州的法律限制，允许非医护人员对9个月以上的胎儿进行堕胎。这就是典型的政治陷阱，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政客乐于使用这种策略——用一个听起来完美的标题去美化一个极端的政策建议，让对手们反驳自己，然后断章取义，做成30秒的竞选视频，攻击对手。

有一个记者问罗伯：你是否支持这个法案？这纯属例行公事。罗伯说他不支持，然后开始解释他的原因。就在那一刻，我决定不再保持沉默。我受够了这种政治把戏。受够了媒体和政客明明知道这种游戏规则，但却没有人主动质疑其正确性的做法。我受够了当人们丧失健康保险、薪水下降，以及有美国人被中东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杀害的时候，政客们竟然还在利用女性在竞选活动中赢得优势的卑劣手段。纽约州是国家经济形势最差、政府机构最腐败的地方，我们却还在这里玩政治领域咬文嚼字的游戏。

我问罗伯我能否打断一下，并尽可能地控制我声音里的失望。“政坛里的一个怪相是人们总喜欢找个由头，给事件起一个好名字，但事情本身却并非如此。”我说：“第10条允许非医护人员对月龄达到9个月的胎儿进行堕胎。这难道就是所谓的支持女性？这明明就是对女性和儿童非人道的待遇。”

我接着说：“纽约有着异常糟糕的就业环境，近一半人失业，但女性却并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帮助。如果有人要对女性发动战争，那肯定是自由主义者的政策让库默领导下的纽约变得毫无机遇可言。”

这个通常没有新闻绝不罢休的记者在听了我的评论后，收起了原来争强好胜的姿态，随后大家都沉默了。显然，没有人曾经质疑过《女性平等法案》是否真的对女性有利，也没有人戳穿过所谓的“政治气球”完全经不起推敲、一点就破的事实。我在政坛里摸爬滚打了很长时间，从麦凯恩的竞选到我自己的参议员竞选，我知道我们需要拆穿更多这样的政治谎言。也许是因为我来自于商界，知道所谓的政治辩论都有套路，但随着我了解的不断深入，我越发觉得它令人厌恶。政治辩论由两个政党阵营组成，每个代表都被伪装成独立的一方，竭尽所能地为对手设下陷阱。他们支持的政治家则会以他们各自获得的选票来给他们支付报酬。人们的声音、生活和生计全然被排除在了这个愤世嫉俗、沾沾自喜的游戏之外。没有人曾经回头想想：我们在这里究竟是要保护谁的利益？这个对话主要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帮人们解决问题，还是为了让谁重新当选？

大多数美国人也已经受够了这种把戏。在2014年，奥巴马总统通过了他对移民法案的单方面修改后，我在《会见新闻界》节目中告诉一脸怀疑的主持人查克·托德，“我觉得总统真正的目的是让美国国会上下对此进行表决。如果否定了，在总统看来，就会损害他们针对西班牙裔人的立场，由此进一步提升总统形象，因为似乎这一切都与总统无关。尽管他在演讲中一再强调自己对非法移民的同情，但我要说的是，他的行为瞬间出卖了他。他的很多做法都有政治利益的考虑。无论是他们还是其他政治从业人员的所作所为，都不过是他们愤世嫉俗的政治手腕。”

“他让2007年开展的全面移民改革方案石沉大海。他在能够有机会接触参议院、众议院和白宫的时候，竟然袖手旁观，对于推动移民改革不置可否。他在当月的11号和12号都公开表示，他爱莫能助。然后他为了竞选，推迟了自己的行动，这是典型的让人不可理喻的犬儒主义。”

有必要提出一个没人敢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会见新闻界》中提的问题：总统的行为到底在关照谁的利益？总统的行为根本没有解决美国非法移民最终的身份问题。更糟糕的是，这种现象使得本应该保护移民、解决系统漏洞问题的移民改革变得无法实现。总统没有办法让国会上下一致表明态度，但他却成功地做到了让各方成员和代表怒不可遏。最终谁吃亏？还不是美国境内合法和非法的全部移民。

在我看来，一旦涉及女性，人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打起愤世嫉俗这张牌，似乎政治言论和现实完全是两码事。虽然说，女性能够撑起半边天，但如果就业机会稀缺，工资水平下降，女性和男性遭遇的困境是一样的。如果大学教育费用上涨、挣的工资还不够送孩子进托儿所，或者医疗保险费用居高不下，女性面临的局面可能会比男性困难得多。女性通常要负责家庭的理财，做出医疗保险和接受教育的决定。但这些问题，政客们从来不把它们看作为女性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却同样需要靠女性的力量去解决。我们的政治体制又是如何回应这些疑虑的呢？他们只会利用男性的优越感和故意设计的哗众取宠来打消人们的疑虑，赢得竞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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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政治体制从来就不是为女性服务的。我深知这一点。我看到也深刻感受到了像芭芭拉·博克瑟这样的自由人士，为了能够吸引女性活动家所采用的策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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