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的工厂里,没有人受过正经的职业教育。过去,教育在中国一直是目的明确,路线清晰。在清朝,男性继承人学习四书五经,以便通过科举。在五六十年代,当时我的家人已经撤退到了台湾,那里的年轻人都读理工科,为了求职和去美国深造。“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陆的学生们背诵红宝书,为了在政治运动中生存下来。然而并没有专为东莞设置的教育课程。打工世界不讲究传统或出身,大家必须学会给自己重新定位。大多数的姑娘和小伙,为了外出打工缩短了上学的时间;我认识的那些大学毕业生的专业和他们眼下的工作八竿子打不着。一位主修思想政治教育的老师在给工厂经理做培训,一家当地报社的记者之前的专业是会计和林业管理。对于东莞而言,中国经济的需求变动得太快,以至教育系统都跟不上步伐了。
如果说国民教育课程无关紧要,那么商业性的学校在东莞则是茁壮成长。夜晚和周末,灯光昏暗的教室里挤满了身穿工厂制服的青少年。英语和电脑课最热门,还有一些制造业经济特有的课程。一些重点讲述如何制作塑料模具;还有的讨论注塑成型法的话题。这些课并不传授全面的知识——通常它们只提供给缺乏教育素养的学生一些找工作的皮毛。这就是东莞教育的关键:无论你需要什么,总能事后再学。
你还不懂所有该懂的,老师一遍又一遍提醒学生。在工作中学习。
一个外来女工告诉我,她在塑人管理咨询顾问公司开办的学校学习。塑人这个名字刻在我脑海里,意思是“将人塑形”。这些课程教流水线工人在办公室环境里如何言行举止;毕业生找的是秘书、文员和销售助理这一类的工作。“四个月内,我们提高了她们的素质,”学校的一个高管,黄安国,在我采访他的时候这么说道。“我们是唯一做这种培训的学校。”六百八十元的学费——大概是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包括四本软面教材。黄安国把课本递给我的时候显得有点不情愿。
《企业管理》
《商务文秘技巧》
《礼仪和素质》
《社交和口才》
黄安国告诉我,这些课程太具有开创性,以至老师们都没法找到合适的教材,所以他们自己编写了课本。他邀请我旁听一节课。我告诉他我有兴趣。
你必须抓住机会否则就会永远落后一步。
第二天我去拜访另外一所学校,由东莞智通人才智力开发公司经营。这所学校的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同样以想要上升到办公界的打工族为主要对象。“我们为这部分人群设计了自己的教材,”培训部的经理刘利军告诉我。然后他拿了一套教材给我看。
《企业管理》
《商务文秘技巧》
《礼仪和素质》
《社交和口才》
我并没有告诉刘利军,我才去过一家跟他竞争的学校,两家的商业计划完全一样。我也没有暗示,谁剽窃了谁的课程;更有可能是两个学校都是从别处抄来的。我简单谢过刘利军的课本,并接受了他的邀请,旁听一个学期白领文秘技能特训班的课。
尊重别人的意见并且不要轻易指出他们的错误。
我十五岁就出去了。一开始在家附近的城市跑业务。然后我来到东莞,做一名普通工人,然后在石碣雅新电视机厂当助理。
在一个工人成千上万的厂里,很难让老板发掘你。你必须发掘自己。你必须发展自己。要跳出工厂,你必须学习。
你们来这里是因为你们不想做一个平凡过日的普通员工。想等公司提拔你,你就一直等到老吧。
演讲者名叫田佩燕。她十七岁,穿一件蓝色外套,系一条红色条纹领带,仿佛刚从贵族寄宿学校的画册里走出来。她说话的时候,瘦瘦的脸蛋泛起绯红,能听到她的呼吸伴随着句子的节奏一顿一顿,好像在赛跑。虽然由一个青少年来警告听众衰老的严重性,显得有些奇怪,但田佩燕本人却很有说服力:她原先是智通的学生,现在已经是学校的教育顾问了。
另一位演讲者,陈英,在制造无绳电话的伟易达公司做流水线工人。她宽脸,厚嘴唇;二十岁了,迫不及待地盼望能提高自己。厂里的人有时候会跟她说,“你怎么这么大岁数了还是个普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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