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9部分（第1页）

掌称好，康生这才一改初衷，转而投毛泽东所好。我想，有着慈悲心肠、自30年代就热衷难民救助事业的赵朴老，当初怎么也不会把康生的用心往险恶上推想的，结果一直蒙在鼓里。所以康生刚去世，其夫人曹轶欧曾把一幅抄着某公三哭套曲的白绫，送给赵朴老，让他为康生写点东西。那时赵朴老对康生已无甚好感，但见某公三哭组曲，想到毕竟是康生推荐给毛泽东的，总算个知我曲者吧，还是写了个曲子，末尾一句言及此事。

朋友的披露，让我生出良多感慨，依康生的思路，一涉及政治大事、国际纷争，就必须正襟危坐，一脸肃穆。这大概不是伟人风范，恰恰说明以此格式框囿他人者的庸人化。“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在时局严峻、常人动魄的氛围中，依然从容潇洒，这才是真人杰。

毛泽东是这样的人杰，面对美、苏的交易，各方面的压力，他不是也有轻描淡写的“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吗？这同赵朴老散曲中“西柏林的交易，十二月的会议”，“土豆垫不满沙锅底”何其相近。这在毛泽东，是政治伟人履险自若的潇洒；在赵朴老，是三界外凌虚俯瞰的达观透彻，他们在一个更高的界面灵犀相通，我想这正是毛泽东对赵朴老的散曲大为欣赏的原因。

毛泽东讲过改革诗是最难的事

4、陈毅告诉我：毛泽东说诗词改革最难，起码需要50年／“如来佛胡授记，姜太公乱封神……”

从某公三哭发表的过程，我们谈到了诗词曲的创作。淮淮说：“赵伯伯，您还记得您写的《谢杨东莼同志赠笔墨砚》一诗吗？诗中说：‘何当遍取五湖水，日课一诗书万纸’。真那样的话，您起码还得活30多年，就得活到100岁了。”

赵朴老说：“哎呀，我还真把这首诗给忘了，难得你还记得那么清楚。现在真是很少写诗了，别说一天写一首，就是一年也写不了几首诗了。”

讲到这里，赵朴老仿佛突然若有所思，说道：“我早年大概是因为家庭和环境的关系，对古诗词感兴趣，可后来的创作却以曲为多，这里说起来还有些缘故呢。1956年春季，一天陈毅请我吃便饭，席间我们聊起诗词的欣赏和创作，说到毛泽东虽然写些旧体诗词，但他不提倡现代人写旧体诗词，而希望对之进行改革。”

“陈老总当即告诉我，毛泽东曾讲过：改革诗是最难的事，起码要50年的时间，才可能看到变化。我当时对之颇有些存疑。从那以后，我在诗词创作中，也做了一些改革的尝试，还写了些白话诗，但自己觉得很不理想，以通俗文字和事物入旧体诗词格律确实很困难，不那么浑然一体，这才感到毛泽东关于诗词改革的预言颇有见地。”

“然而散曲、套曲与诗词不尽相同。曲这个东西，可俗可雅，可以溶入白话，依然不失韵味，你看《某公三哭》中的‘你的灾压根儿是我的灾’‘从哪儿啊说起’‘说起也希奇’等语．不就是很普通的白话吗，却不显得与形式、与整体有什么冲突和不融洽。所以，我喜欢写散曲，并通过写这种雅俗得体的曲，来探索旧体诗词的改革。”

散曲、小令都是较轻松的形式，赵朴老娴熟于此，或许与他恬淡宁静的心态有关。我想这种心态，并非只于悟佛参禅一途可得。因为他的天地并不囿于一方寺庙，他被赋予了许多头衔，他被邀参与政务，他摆脱不了重大的社交活动……我想他这种不变的自然淡泊，应是对某种意念的坚信和自我把持的定力。

我记得曾在淮淮家，见过赵朴老一首六言诗的手迹《西游演了是封神》，诗前有一段文字“鲁迅翁诗云：‘西游演了是封神。’善哉？善哉！谨拈一颂。”诗中写道：“如来佛胡授记，姜太公乱封神。吃一顿涮羊肉，便硬派做回民。”

此诗写作，缘于1974年仲夏在前门饭店召开的评选法家的会议，把古往今来的历史捏合成儒法斗争史，把名留汗青的帝王将相、文人士子、甚至农民起义领袖，都按儒法排了一个队。这的确像吃一顿涮羊肉，便把你定为回民一样荒唐。

可赵朴老对此并未拍案指斥，而是只用这平平静静的三言两语，表示了他对混乱时期，某些心怀叵测、热衷权势者，指鹿为马、篡改历史以谋进身的蝇营狗苟的不屑。

1997年，我要去香港

5、日本人说：耳朵聋能长寿／“您还记得您写的那篇《定心经》吗？”／“1997年，我要去香港，饭店订满了，我就住庙里”

由于赵朴老的耳朵有些聋，我和他交谈时，不得不对着他的耳朵很大声地讲话。他说这些年随着年纪的增长，耳朵越来越不好使了。我说：“您的精神挺好，说话中气十足。”

他说：“咳，那正是因为聋的缘故，我得大声说话，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耳聋的人的一个特征就是说话声大。不过日本人认为，聋子能长寿。若真是如此，聋倒不是件坏事，哈哈……”言毕，他又朗声笑了起来。

由于在见赵朴老之前，淮淮就告诫我不可谈得太多，老年人因兴奋说多了，就会因疲惫而生病。好在赵朴老已给了我再次见面的允诺，我便不再发问，坐在一边，静听他同自家人和淮淮闲谈。

淮淮给赵朴老带来一套新风霞的新著《评剧皇后和作家丈夫》，说是她已看过，挺有意思，且都是些往事，读起来让人又将经历过的旧事浮于目前。结果话题又从书中的60年代打麻雀，扯到“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

说到这赵朴老说：“这些天电视在播《孽债》，你们看了吗？说的就是当年上山下乡遗留的一些问题，文化大革命真是遗患不少。好像咱们的朋友亲属中，上山下乡的不太多吧？”

“您是否还记得，当年小静可能要下乡插队，她姥姥因就这么一个外孙女儿，耽心她被发配到边远的地方插队，整天会念念叨叨，闹得人人不安。于是您写了篇《定心经》：‘小静肯定不走，的的确确真真，不要无根无据，成天到晚烦人……’让她独自去念叨吗？”淮淮问道。

“咳，我又记不得了。”这么一会儿，我已亲见他两度说忘记了自己的作品。这就是赵朴老，遇事有所感悟，就信马由缰提笔写下，抒发完就完了，并不总思其长存、点点滴滴记心头。倒是别人对之咀嚼，觉得意韵悠长，于是赵朴老的作品在别人心头嘴上得到了百诵不厌的隽永，而在他自己的脑海则早已难觅踪迹。

记得好像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人说过，不善于遗忘，就不善于记亿，因为不忘旧的，就难以容纳新的，能及时地腾旧容新，是一种富有生命活力和健康的特征。而在赵朴老身边，我确实感受到这样一种富有生命活力和健康的气息，尽管他年事已高。然而只要活着，他就充满生机，对眼前的一切都加以关注；而决不萎顿，决不被厌烦的情绪所困扰。

他告诉我们，前年他刚刚过了日本人所说的米寿，也就是八十八岁华诞。因为日本人计算的是虚岁，所以他去年才过实足的八十八岁。一位在深圳的老朋友，从四川定做了一双红布鞋，送给了他。说着就找出来，穿在脚上让我们欣赏。我问道：“穿红鞋有什么讲究吗？”“没什么讲究，倒是挺有意思。”

“明年我就九十了”，他继续说道：“1997年中国重新接过香港的治权时，我就九十多岁了。哦，届时我要到香港去看一看。听说1997年香港的饭店旅馆房间己被预定一空，那我就住到朋友家或庙宇里，我一定要亲眼目睹那块地域在那历史的关键一刻的盛况。”

走出医院，赵朴老临别前的那段话，依然浮于耳边。其人也神，我佛有灵，他会心想事成，我以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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