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什么意思,圣人?你说的什么话?仅仅因为我跟你父亲意见不一致就是圣人?”
“父亲当然不是圣人。”阿弗纳说。“他惟一的毛病就在这里。而你是圣人,你惟一的毛病也在这里。”
然而,对他母亲无礼也无济于事。事实是,在他的思想里,阿弗纳仍然认为,他的母亲是对的。她的标准是正确的。阿弗纳——或者他的父亲——没有达到这些标准不是母亲的错。
或者,推而广之,不是以色列人的错。
5月末,阿弗纳回到纽约。那时他在思想上已经作出了决定,但在上次简短的会议上,他什么也没对伊弗里姆说。那次会议离阿弗纳的航班起飞只有几个小时。“离开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伊弗里姆对他说。“你回来后我们再谈下一次任务。”
“好吧,”阿弗纳含含糊糊地回答。“我们谈一谈。”
实际上,他想谈话的那个人不是伊弗里姆,而是肖莎娜。他回到纽约的第一个晚上确实跟她谈过。“你在美国住了两年了,”阿弗纳对她说。“你喜欢这里吗?”
“喜欢,”肖莎娜说。“我喜欢这里。”
“你想家吗?”
“想,”肖莎娜回答道。“你不想吗?”
“我既想又不想,”阿弗纳说。“但我再也不想住在以色列了。我希望我们——也许可以住在美国。你觉得呢?”
“你的意思是,移民?永远住在这里?”
“是的,”阿弗纳回答道。“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一种罪恶感向他袭来,肖莎娜一定也是这样。他们两个人都是以色列人,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他们移民,跟瑞典人或者意大利人移民还不一样。换一个国家,放弃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而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而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决定就更为重大。它不仅仅是向另外一面国旗致敬,说另外一种语言,或者向另外一群官僚纳税。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回到了散居状态,意味着抛弃了犹太人的家园,背弃了成千上万死去的犹太人的信念。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每天仍然面临着死亡。这就意味着在敌人面前逃之夭夭。
然而,到1975年5月末,阿弗纳已下定决心移民。
这时只有肖莎娜才能使他改变主意。
“就是说,我们不再是以色列人了?”她问。
“不是,”阿弗纳摇摇头。“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怎么可能不再是以色列人?如果有战争之类的,我会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相信我。”
肖莎娜耸耸肩。“我知道,”她说。“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谈的是别的东西。”
她是对的。阿弗纳知道她是对的。如果爆发战争,很多人会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还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移民确实还意味着别的东西,跟紧急情况下一个人会不会维护以色列的利益无关。
“我知道,”他对她说。“我就是不想回那里居住。我说不清原因。它与国家或者……理念之类的没关系。”
肖莎娜看着他。“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她问道。
“也许。”
“我不是要问你一些问题,”肖莎娜说。“但是如果我们要决定的话,我们现在就决定吧。”她看着在摇篮里熟睡的女儿。“在葛拉上幼儿园之前就决定好。我不希望她在两个地方长大。至少应该让她要么住在这里,要么回去。”
正是肖莎娜这句话让阿弗纳意识到,让她作出这个决定有多难。
“我们不一定住在这里,”他对她说。“我说的是真话。如果你希望我们回去的话,我们就回去。”
“不,”肖莎娜说。“我觉得留在这里比较好。”
真正作出决定的时候是阿弗纳从特拉维夫回来的那天晚上,尽管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阿弗纳还没有把不想干的想法告诉官方。至少没有去移民局,或者给伊弗里姆写辞职信。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好辞的了,两年半以前就辞了。
然而,他准备在布鲁克林租一套更大的公寓,两个月的定金都交了。为了给肖莎娜一个惊喜,他还买了一些非常时髦的斯堪的纳维亚家具。他知道她一直非常想在客厅里放上这么一套家具。买下这套家具,他的钱也差不多用完了。
“我们怎么买得起这个东西?”阿弗纳带着她去商店里看他挑选的咖啡桌和沙发时,她这样问道,眼睛因为兴奋而睁得大大的。
“别担心,”阿弗纳回答道。“我们买得起。”
阿弗纳还没来得及搬进那套大公寓里,新家具还没有送来,伊弗里姆的电话就来了。“假期怎么样?”伊弗里姆用希伯来语问道。阿弗纳立即听出了他的声音。
“你在哪里给我打电话的?”他问道。
“我在纽约,”伊弗里姆说。“我想跟你见个面。”
“当然可以。”阿弗纳回答道。“你为什么不来我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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