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29部分（第1页）

奇迹终于出现了。一盏汽灯照亮了三个汉白玉宝座（供案）。宝座并排面东放置，中央一个较大，显然是皇帝的灵座，两边较小，是为皇后之灵位准备的。中央宝座的靠背雕四个龙头，伸向两端。靠背后又雕一条纹龙，作戏珠状。四周俱浮雕云纹，大有腾云驾雾之势。两侧的宝座踏板前放置“五供”，中央为黄琉璃花瓶。五供前有一口巨大的青花龙缸，缸内贮油质，油面有铜制圆瓢子一个，瓢子中有一根灯芯，芯端有烧过的痕迹，这便是史书上所说的“长明灯”——万年灯。根据痕迹判断，长明灯在安葬时是点燃的，当玄宫封闭后，因氧气缺乏，才渐渐熄灭。油质表面一层已经凝固，后经鉴定，长明灯为芝麻香油制成。这口青龙花缸、不但是定陵出土文物中的珍品，同时也是中国青花瓷器中的罕见之作。缸的高度和口径均为0．7米，外部刻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题款，颈和底部有莲瓣纹饰，中部绘有云龙纹，云似飘移流动，龙如初入苍穹，二龙一前一后，腾云驾雾，直冲天宇，一种栩栩如生的动感，使整个器物充满神韵。

明代瓷器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最负盛名，其中尤以白地蓝花的瓷器为精，世称‘青花瓷”。景德镇是明代烧制瓷器的中心，为供朝廷使用，专门设立了为皇室生产瓷器的“御窑厂”。由朝廷委派专职官员监工督造，并驻有军队看守，设有牢房和刑具，对违反规制的工匠，予以惩治。

据文献载，巨型龙缸的制作过程，技术复杂，烧制困难，每窑每年只能烧制三只以下，且成品率极低。为满足宫廷的需要，在御窑厂内专设龙缸窑32座，专门掌握烧造龙缸技术的工匠叫“龙缸匠”，另外还有敲青匠、画匠和各种夫役。倘火候不当就要裂口，青土缺乏同样制不成功。史籍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陆定新，因父母早丧，家境贫寒，只得到窑上学艺。他性情刚直勇猛，而待人宽厚仁慈。嘉靖皇帝需要龙缸，派太监潘相到御窑厂督造。因龙缸不易烧制，工匠无人敢接掌管窑火的差事。陆定新毅然承担其责。但经多次烧制，没有一个成品。太监潘相大怒，下令重责窑民，然而龙缸依然烧制不出。潘相又下令对工匠窑民进行断粮和殴打。几天之内便有五人相继死去，眼看同伴受此苦役之累，陆定新遂于夜间面对熊熊烈火，奋身跳入窑中。翌日开窑，龙缸竟成。众人无不泪下，　收其遗骸葬于凤凰山下。窑民感其英烈，在窑厂旁建祠一座，以示缅怀和纪念。

这段记载不免带有传奇色彩，但明代为烧制龙缸，确有用女子祭窑的事件。龙缸烧成后，工匠往往逃脱不掉被处死的下场。

嘉靖年间，对于青花瓷器的烧造，已达到登峰造极之境地。青花的釉料来自南洋的“苏泥索青”。这是一种十分贵重的原料，用它烧瓷，颜色鲜美，独具神韵，无可与之匹敌。嘉靖四十一年，一督工大臣令工匠烧出12口青花瓷缸后，欲返京领赏。临行前，摆下酒宴，请掌管烧制火候的工匠来饮。席间，这位督工大臣问工匠：“匠师烧制青花瓷器，艺高技绝，劳苦功高。我走后，若朝廷另派他人督工，是否还能烧出更好的瓷器？”工匠不解其意，回答道：“艺无止境。”督工大臣听罢，暗派人在工匠杯中施放毒药，将其毒死。自此，景德镇再也烧不出精美的青花龙缸，万历随葬的青花龙缸，也只好用他祖父嘉靖年间制造的了。这个记载同样具有传奇性质，史学家研究得出结论，自嘉靖以后，南洋的“苏泥索青”渐已绝迹，因此，所烧制的瓷器当然无法与前相比了。

发掘人员在发现宝座和长明灯的同时，又在北壁和南壁上，分别发现两道券门。券门不出檐，无任何装饰，里边各有一座石门，青石做成，无铺首和门钉。券门上横以铜管扇，穿以门轴，形式虽同前殿中殿之门，但尺寸却小得多，仅高2．2米，宽0．9米，门内侧同样用自来石顶住。发掘人员用“拐钉钥匙”打开左边石门，沿券道而进，迷茫的雾气中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棺床。棺床除中间有一孔穴，里边填满黄土外，四周空空荡荡，一无所有。白万玉突然喊了声：“完了！”

众人大惊，忙凑上来望着老人灰暗的脸问道：“怎么完了？”

“棺椁被盗了。”白老解释道：“这里边一定有秘道通向外面。”

众人更加紧张起来，挑着汽灯，打着手电，围绕着左殿的四周寻找起来。

果然不出白老所料，在左殿的西部找到了一个小型石券洞和石门。石门呈向内开放型，被自来石顶住。如果真的被盗，盗墓者可能就是沿这条密道进入的。“快把自来石搬开。”白万玉喊着，几个小伙子把自来石取出，石门被嘎然拉开。

这次没有雾气扑来了，外面是一堵黑压压的大墙。汽灯光下，只见大墙为方砖垒成，中间用灰浆填缝，无半点盗掘的迹象。这时大家才猛然想起，盗掘绝不可能，因为通长近20米的棺床上，没有棺木放置和腐烂的痕迹。并且，从平铺的金砖光亮无损这一点断定，棺椁压根就没在此停放过。

汽灯放到棺床上，照亮了中间的“金井”。大家擦着脸上的汗水，默默地往里望着，希图揭开这有床无棺之谜。

金井位于方砖铺砌成的棺床之内，是为风水之穴，一抔黄土，无底无盖，借以沟通阴阳之气。棺椁入葬后，必须端端正正地压在金井之上，以接地气。人类来自自然，死后亦应回归自然，皇天后土便是人类生死存亡的栖息之处。只有与自然融为一体，死者的灵魂才能久兴不衰、永世长存……正是源于这种似是非是、似通非通的宗教思想，历代皇陵在寿官初建之时，开工的第　撮土要慎重地保存起来，待地宫建成后，把土郑重地填入金井之中。此种做法，有的研究者认为来自佛教的启示，有人则认为来自伊斯兰教的影响，结论尚需进一步探讨证实，但却可以清楚地看出，人类对于土地的依赖和爱恋意识何等根深蒂固。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帝王将相，都深信不疑——土地是人类永恒的母亲。

正是对土地出于这样一种膜拜心理，所以，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展示过这样的画面：萧瑟秋风里，荒野古道上，起义军的马蹄正扬起漫天的黄尘。可以看见，在沙风土雾中，每面大旗上都写着“分田地，均贫富”！揭竿而起的义军为了得到土地，纵横沙场，逐鹿中原，多少将士在凄清冷寂的荒原上留下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天低云暗，似有无数的幽灵不肯离去。腥风血雨，低吟着热恋土地的挽歌……

金井、土地、灵魂，三点一线，血肉相连，这融宗教与文化于一体的神秘风俗，格外引起帝王将相的关注。清代的慈禧太后到东陵菩陀峪巡视为她修建的地下玄宫时，曾把手上佩戴的一件极为珍贵的珠串投入金井之内。回宫后又派大臣前往陵地，在金井中放置了数量惊人的珠宝玉器。在清西陵的崇陵地宫中，光绪皇帝棺椁下的金井内，也发现了金质、银质和其他珠宝，并有用黄缎包裹的半斤黄土和光绪帝生前脱落的一枚臼齿。由此可以看出，帝后对金井的迷信与崇拜，演进到清代，已达到了何种程度。他们自信接了地气，即可王气不衰，江山永固。

从定陵玄宫左配殿的棺床和布设的金井看，这里应放皇后或妃子的棺椁。那么为何没有放置？是否都放在右配殿？发掘人员分析着，提起汽灯，走出小券门，顺利地将右配殿的石门打开，满怀希望地走进去。就在灯光照亮配殿的刹那间，大家的希望彻底变成失望以至绝望了。和左配殿同样大小的棺床上，空空荡荡，只有一个孤伶伶的金井在棺床中央孑然独处。发掘人员在殿中察看，没有一丝被盗掘的痕迹。在西端，同样发现　座石门，将自来石移开，外面也是一堵方砖垒成的大墙，大墙依然如故。

“这玄宫会不会是假的，帝后葬在了别处？”刘精义的声音虽是极小，却在大家心中造成了不小的震动。是呵！这个玄宫会不会是假的？历史上帝王的假墓伪冢并不少见。甘肃的伏羲陵、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是真是假？曹操的七十二疑冢至今难辨真伪，还有朱元璋死后从都城十三个城门同时抬出棺材的民间传说；同时，据十三陵区的百姓传言，万历入葬时，有十八口棺材分别葬在陵区的山中……这一切又使大家想起在发掘中遇到的一块“指路石”，难道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把偌大的一座皇帝陵埋下“指路石”，让后人轻而易举地挖掘？如果真是一座空宫，这近两年的辛苦不就付之东流了吗？此时，大家心中已不再恐惧玄宫的毒气和暗箭，重要的是尽快找到帝后的棺椁。所幸的是，按照自来石书写的‘玄宫七座门”提示，还应该有一座门尚未打开，这是大家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定陵发掘的成败在此一举。

发掘人员走出右配殿狭窄的券洞，沿宽敞的中殿继续向里探寻。显然，大家的脚步比先前加快了，地面上散落的腐朽木板被踩得嘎嘎响动，微弱的汽灯光尤如暗夜的灯塔，导引着夜航者在迷蒙辽阔的雾海中颠簸前行。

最后一道石门出现了。

发掘人员犹如发现新大陆一样，在绝望中迎来灿灿曙光，一种生命的骚动和灵魂的激情喷涌开来，在这27米的玄宫深处升腾爆裂。30年后，发掘队长赵其昌回忆那个短暂的瞬间，曾作过这样的描述：

“我们几乎是扑到门前的，可到了门前谁也不愿意去打开它。这座石门和最先开启的两座相同，只要移开自来石就可以打开大门，看到里面的景物。我的心怦怦地跳动着，格外紧张。以前的紧张是惧怕黑暗的气氛和不良气体之类的侵蚀，这次的紧张则是担心，担心这最后一线希望变成泡影。我拿起拐钉钥匙向门缝插去，可因为手抖得厉害，试了三次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白老接过去将自来石移开。大门轰鸣着向两边移动，金石之声在乌黑的地宫深处回荡，像是在寂静的夜晚，突然刮起飓风、掀起海浪，令人毛骨悚然。这时没有人再去注意暗箭和有害气体，一双双眼睛瞪得溜圆，屏住呼吸，注视着前方，事实上，这座门内涌出的雾气最大最浓，像是有人在前方扬起一把黄尘，使我们无法睁开眼睛，泪水顺腮流淌。灯光在茫茫雾气里越发暗淡昏黄，而且不住地跳动。强大的气流和嗡嗡的回声提示我们，里面的空间一定很大。”

“希望产生于失望之中。当我们顶着烟雾霉气进入大门之后，一个令我们目瞪口呆的奇迹出现了。三个硕大无比的朱红色棺椁静静地排列在棺床之上。”

“我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没有人说话，幽深的地宫一片寂静，迷蒙昏暗的灯光里，只有一行行泪水在各自的脸上流淌、流淌……那是一次世间罕见的辉煌而独特的拥抱。”

凄怆的爱情悲剧

万历费尽心血，大明帝国耗费巨资的定陵地下玄宫，三百年后重见天日。它的发掘，无疑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研究和评价历史的机会。

在万历之前，只有太祖、成祖、世宗是生前预筑陵寝的。万历在刚刚摆脱张居正的“桎梏”以后，感到自己已经不折不扣地取得了列祖列宗的地位，足以让千秋万代之后的人们崇敬。他不再听信群臣的劝阻，一意孤行，倾尽国力，把自己的陵寝规模修建得超过列祖列宗。

作为寿宫的享有者，万历知道玄宫里的“床”是为谁铺设的：后殿是自己的，左殿是他并不喜欢却又无可奈何的王皇后的。那么右殿是谁的呢？如果常洵立为太子，毫无疑问，在他闭上眼睛之后，儿子是会为母亲郑贵妃成就这段‘好事”的，但这已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现实。自己的费尽心机与郑贵妃情深意笃，又有谁会考虑得到呢？生不能遂愿，死后埋在一起，连常人都能得到的满足，他作为一个皇帝，也应该得到。一个人，支配和激励他的动力有许多种：金钱、荣誉、权力、女人等等，这些因素有时也会盘根错节，交替或交叉起作用。但对万历这样一个富甲四海、位及人君，精神上却孤苦伶仃的天子来说，只有郑贵妃才是他唯一的支柱。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万历才在生命最后一刻，遗命封郑氏为皇后，死后葬于定陵玄宫。可三百年后，定陵玄宫洞开，人们发现所有的棺床上都没有郑贵妃的影子。后殿并列的三口朱红色棺椁，中间是万历皇帝，左边是孝端皇后王氏，右边是孝靖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朱常洛的母亲。这一悲剧性的安排，确乎在他的意料之外。但是，既然生前就已对臣僚失去威力，那么在他死后，这种威力就更不存在。他的遗诏没能实现，因为大臣们认为大行皇帝——对刚死去皇帝的称呼的遗诏“有悖典礼”。既然皇帝已死，再来册立皇后，谁来主持这个结婚仪式？这一悲剧性的结果，万历皇帝生前是应该料到的。

不过，这出悲剧的创造者，不是孝靖皇后之子朱常洛所为，因为他只当了二十九天皇帝便命赴黄泉。倒是朱常洛的儿子、十六岁的朱由校在当上皇帝后，将他的祖母王贵妃追尊为孝靖太后，并从东井平冈地把棺椁迁来，和万历皇帝、孝端太后一起葬于定陵玄宫，成就了这段“好事”。

至于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比他多活了10年，由于她被认定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已得不到朝中群臣的同情。这十年，她住在紫禁城一座寂寞的冷宫里，和她的爱子福王天各一方，饱尝母子分离之苦和世态炎凉。1630年5月，郑贵妃在凄苦郁闷中死去，带着无比的绝望与怨恨走进了银泉山下一座孤伶伶的坟墓。而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倒真是一个祸患，就藩洛阳后，昏庸无道，鱼肉人民，在郑贵妃死去11年后，为李自成农民军所杀，三百斤重的肉体跟鹿肉掺在一起，做成“福禄酒”，军士一饮为快。

走进阴冷的地下玄宫，面对三口朱漆脱落的巨大棺椁，留给人的印象仍是命运的残酷。假如中间棺椁内的万历皇帝还有知觉，大概是不会瞑目的。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一个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长眠在他身边。他们的恩爱生前未得到认可，死后同样无法如愿，这不能不算作万历皇帝的一出凄婉的爱情悲剧。同时，面对棺椁，也不能不为帝国唏嘘叹息。传统观念的不可超越，一个年轻聪颖的皇帝在政治生涯中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创造力，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无形的锁链牵引进阴森可怖的洞穴。一位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在这地宫深处，潮湿霉烂的棺木和胶结污腐的油泥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更为可悲和令人遗憾的是，那个曾经为万历皇帝付出过青春和爱情的郑贵妃，一直为后人所唾骂。即使史学家也未必给予这个悲剧性女人公正的评价。“女人乃亡国之祸水”，同样是为郑贵妃所作的结论。在“国本之争”这个主题上，尚有为数众多的历史研究者，其观点依然站在四百年前万历一朝的臣僚一边。似乎郑贵妃天生就该安分守己地做任人宰割的妃嫔，而不应有做皇后的非分之想；万历皇帝天生就该和王恭妃恩恩爱爱，不应有真正的爱情……这些有悖常情的论断，无疑有失公允，大多出于一种僵化、保守、人云亦云的思想驱使，弄得是非渐已分明的历史，再度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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