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08部分（第2页）

十月十日下午，革命党人较多的新军第十六协工兵营里气氛更为紧张。夜里，值班的士兵和排长因口角而相互扭打。营房本已如同一座火药库了，这根导火线一点燃，便即刻爆炸起来。士兵们连夜涌向楚望台军火库。几乎没有费一点力气，楚望台便被拿下。驻守武昌城里的军政官员们早已是惊弓之鸟，事变发生后，他们只顾自己仓皇逃命，并未作任何抵抗。第二天清早，黄鹤楼头飘扬着革命党人秘密制作的十八星旗。一个崭新的纪元，真个是一夜之间便来到了。

新成立的武昌革命政府，推举毫无一点革命意识的黎元洪为都督。这位仪表堂堂的前清军协统，被大多数革命党人和同情革命的立宪党人，公认为最适宜坐这把交椅的惟一人选，这是武昌起义中最为奇特而发人深省的怪事。

中南第一重镇一夜间丢失的消息震惊了北京。摄政王载沣慌忙命陆军部大臣荫昌亲率北洋军两镇南下讨伐，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派遣海军协同作战。

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却不相信荫昌能担当得起这个重任。荫昌从来没有打过仗，只是仗着满人的血统和留德学军事的身份而进入皇族内阁执掌军事大权，通常的军人都瞧不起他，何况北洋军！他手下的两位统领冯国璋、段祺瑞向来不把他放在眼里，紧急之间又如何会听从他的调遣？奕劻把自己的想法给两位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一说，两位立即附和：“王爷老成谋国，所虑极是。”

荫昌不是合适的统帅，那么谁又是恰当的人选呢？能指挥得动北洋军，能让冯国璋、段祺瑞服帖的人，还能是别人吗？当然只是那个隐居在洹上村已两年多的袁世凯。三个人的想法其实都是一致的，只是一时间大家都不好开口。除开袁世凯为摄政王所痛恨这点外，各人心里都还有一层顾虑。

奕劻贪婪成性。这两年多来袁世凯虽削职为民，但给庆王府的进贡却一如既往，未减丝毫，此事难保没人知道。由他提出起复袁世凯，会不会招致弹勒，说是银子买通的结果呢？

徐世昌是袁世凯几十年来的好友，完全是仗着袁的力量，才有他的令天，这是官场上尽人皆知的事实。自从袁出事以来，徐总是小心翼翼地将自己与袁分开，明里没有任何往来，在载沣面前，徐更是从不提起袁。若是换一个稍有魄力的摄政王，或是换一个稍许平静点的时代，任他如何谨慎检点，都不可能再处高位。无奈载沣软弱无能，也无奈这是一个多事之秋，毫无秉国才干的年轻监国还得依靠几个老成宿望的人，徐因此不但没有丢掉高位，反而升了协揆。徐常常庆幸得之于祖宗保佑。他在心里盘算：倘若提出起用袁世凯而因此得罪了摄政王，那将是一件划不来的事。

那桐和袁世凯是儿女亲家，他的孙女与袁的十三子早已定了亲。亲家亲家，关起门来是一家。由自己出头保袁，会不会被人说是拘私呢？

三个人都有顾虑，然而三个人又都热切地希望袁世凯能出山。于公于私，袁世凯都应当复出呀！

见徐、那许久不开口，奕劻终于不能再等待了。他苦笑了两声说：“我看你们也不要再装糊涂了，这世上除了袁慰庭，再没有哪个能去武昌和革命党打交道了。这点，你们心里比我还清楚，只是一为老友，一为亲家，怕别人说闲话而已。我看呀，这事咱们谁也别一个人出头，干一脆我们三人联合递个折子给太后和摄政王，奏请朝廷命袁慰庭出山，南下平乱好了。”

“王爷说的是。”徐世昌和那桐几乎同时说出这句话。

稍停一下，那桐说：“叫慰庭出山，总得给他一个头衔吧，加什么头衔好呢？”

奕动想了想说：“正好瑞澂的湖广总督丢了，就叫慰庭去顶这个缺吧！”

徐世昌想：一个湖广总督的缺，大概不会引起袁世凯多大的兴趣，不过现在也只能如此了。他点点头说：“行。不过，先得打发人到彰德去一趟，与他通个气，听听他的想法，方才显出朝廷的诚意。”

“菊人说得对，是得先派个人去彰德。”那桐立即表示赞同，转而又问，“派谁去为宜呢？”

镶黄旗籍的那桐是个典型的福官。他一生仕途亨通，由主事升学士，升侍郎，升大学士，又做军机大臣，两个月前又授内阁协理大臣。几十年来几乎是直线上升，没有受过挫折。他的为宫诀窍就是不想事，没有己见，也不得罪人，故而升官没有障碍。因为不想事，他的脑子里多为糊涂账。派谁去，他的人才夹袋里找不出一个人来。

“菊人，你说派谁去为好？”奕劻也想不出一个人来。

“这个人既要和慰庭私交好，又要不太引人注目。派谁呢？”其实，徐世昌心里早就有了一个绝好的人选，只是故意磨蹭一下，不直接说出来。

“是的’，既要是慰庭的朋友，又不要太招人显眼，哪一个好呢犷，那桐搔着肥大的脑门，做出一副焦急思考的模样。

“王爷，那中堂！”徐世昌好像突得灵感似的。“你们看杨度行不行？”

“你是说宪政馆的杨皙子？”那桐问。

徐世昌点点头。

“杨度口才不错。早几天资政院续议新刑律，他在会上作了演说。据说掌声雷动，朝廷派往资政院演说的官员，还从来没有哪个像他这样出风头的。”奕劻将一个精致的琥珀鼻烟壶拿到鼻子边嗅了嗅。“好，那就这样吧，叫他马上出京，今夜坐夜班车去彰德。”

杨度得知这道紧急命令时，他正在修改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基本内容，就是几天前他在资政院议论新刑律的演说中所阐述的，化为论文时，他可以将道理说得更深刻些。他准备将这篇文章送给《帝国日报》去发表，以便让国人都知道这部新刑律与旧刑律的最大区别是什么，为此他给这篇文章标了个醒目的题目：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

杨度记得，几个月前，法部侍郎沈家本邀他参加制定新刑律时，明确地指出，中国的旧刑律，其立足点在家族主义，所谓夷三族诛九族等，皆以家族为本位，而新刑律的立足点应放在国家主义上。杨度十分赞同沈家本这个观点，认为这样的刑律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刑律相接近，才有时代的气息。但有不少人反对，劳乃宣便是反对最烈的一个。他说，中国数千年来的礼教乃天经地义不能移易，有之则为中华，无之则为夷狄，有之则为人类，无之则为禽兽。中国的刑律须以中国的礼教为基础，礼教首重君臣父子之伦，所以刑律不能舍家族主义。沈家本鼓励杨度等人不要受劳乃宣之辈的干扰，把新刑律制定好。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一部大异于历代旧刑律的新刑律制定出来了。为了取得资政院的通过，主要制定者杨度受法部之托，作为政府特派员向资政院的议员们演说。

杨度在大会上滔滔不绝地演讲了两个小时，将刑律不能不改良的理由以及新刑律与旧刑律的异同之处作了详细的说明。他特别强调指出，建筑在家族主义基础上的旧刑律非改革不可。按理说，一国之官吏应该对国家负责，而中国过去则不然。一个人做了官，一定要为他的家族谋利益，如此官员一定贪污。因为只有贪污，他才能给家族带来实利，他才是家族的孝子贤孙。今日中国各种弊病的根由，都是缘于这样的孝子贤孙太多，而忠臣太少。因此，要救中国必须大力提倡国家主义，日益削弱家族主义。此乃新刑律的精神之所在，即与旧刑律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杨度的演说博得大多数议员的理解，掌声经久不息。新的刑律就这样顺利地通过了。

想起那天通过新刑律的情景，杨度至今仍很激动：总算为中国的法律建设做了一桩实事。他本欲把国家主义对今日中国的重要性再深刻地论述一番，但现在不行了，他非常清楚此番使命的特殊意义。

武昌出事的消息，他是午后看到《帝国日报》才知道的。放下报纸后，他想了很多。

事变的发生，他一点也不意外。自从两宫同时死去以来，国家几乎没有安定过一天。广州的黄花岗暴动，长沙的抢米风潮，都闹得全国沸沸扬扬，尤其是近来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的保路运动已成风潮。在四川，居然全省绅民团结一致，罢课罢市抗捐，军队都镇压不了。由于皇族内阁的建立和对和平请愿团体的驱逐，使得朝廷人心丧尽。京师茶馆酒肆，公开骂朝廷的话都可以放心大胆地说了。人们普遍地意识到，现在是全国到处都铺满了干柴，只要一点点火星，便可以引起燎原大火来。说不定武昌这起事变，就正是投在干柴上的火星！

不过，这起事变是由新军挑起的，而且一夜之间就轻轻易易把省垣占领了，这两点又大出杨度的意外。早就听说，朝廷花大力气训练的新军里混进了不少革命党。看来，这个传说是有根据的。军队是维持朝廷的支柱，支柱已被挖空，朝廷还能维持得下去吗？一个处于腹心地带的大省省垣，几声炮响后就变了旗帜，地方政府的控制力的虚弱，不是暴露无遗了吗？杨度想到这里，陡然有一种大树将倒、大厦将倾的预感。奕劻等人直到这个时候才想起袁世凯，大概为时已晚了。

那年冬天送别袁世凯后，杨度即给妹妹去了一封信，转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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