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9部分（第1页）

就不得好死！然而，又有许多念头越过之后，我依旧没有想起父亲是哪一天生日、哪一天祭日，也没有记起要为父亲写点什么、做点什么的心跪泪诺，和走在一条干涸的河旁，想不起那河道当年也有水流一样。很有可能，我把父亲的生命忘了，或者说，更多、更多的时候，我把父亲和他的人生从我的记忆中挤出去了许多许多；把父亲的生命、人生看得淡薄而又荒疏，甚至，忘了我身上流的是父亲的血脉，是父亲给了我生命，并把我养大成人，育着我成家立业。我想，人世倘若果真有报应和应验存在的话，那么，我对父亲的一再许诺和一再失信，我应该得到什么报应呢？父亲会如何看待我呢？会如我发誓的那样，让我得不到好的人生终结吗？会让我有朝一日也离开这个世界后，去面见他时永跪不起吗？

我想会的，因为我对他有太多、太深的不孝。

我想不会，因为我是他亲生、亲育的儿子。再说，今天——我已经坐下写了。坐下写了，我就可以通过父亲的生死，回来省悟这个人世，以直面我的善、我的恶和这个人世上所有生灵的生与死、所有物质的衰与荣；直面河水的干涸、直面树叶的枯落、直面所有的生命从我的生命中消失和再生，再生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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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病

父亲是病死的。

在那个几千口人的镇子上，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的父亲是病死的。哮喘病、肺气肿，直至发展到后来的肺原性心脏病。可是，仔细敲推想来，病只是父亲故逝的表层因由，而根本的、潜深的，促使他过早患病并故逝的缘由，是他对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命运的忧虑。或者说，最直接的因果，是对我山高海深的担忧。

事实上，我的执拗是父亲陈病复发的根本，是父亲年仅58岁就不得不离开人世，不得不离开母亲和我们兄妹的根本因果。换一句话说，父亲可能是——也许本来就是因我而过早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是因我而过早地告别了虽然苦难他却深爱的世界。

是我，缩短了父亲的生命。

回忆起来，似乎自我记事伊始，在那段无限漫长的年月里，我家和许多家庭一样，家景中的日月，都不曾有过太为暖人的光辉。那时候，*开始的前后，整个中国乡村的日子，都四季春秋地汪洋在饥饿中间。每年春节，吃不上饺子，或者由做母亲的把大门关上，在年三十的黄昏，偷偷地包些红薯面裹一纸白面做皮的黑白花卷馍儿，似乎并不只我一家独有。而在那个乡野村舍，属于我家独有的，是父亲早年的哮喘病在没有治愈时，我大姐又自小就患上的莫名的病症。在我家那二分半的宅院里，姐姐半青半红的哭声，总像一棵巨大蓬勃的树冠，一年四季都青枝绿叶，遮蔽得由父亲尽竭心力创造的日子，冬不见光、夏不见风。现在想来，姐姐的病确实就是今天街头广告上常见的无菌性骨头坏死一类的魔症，然在那时，几十多年前，在那个小镇的卫生院、在农村人视如灾难之地的县医院、在如同到了国外一样的洛阳地区的人民医院里，待耗尽我家所有能变卖的粮、菜、树和鸡蛋以及养育牲畜的家庭收入后，换来的依然是如出一辙的医生的摇头和查找不到病因的无奈。为了给姐姐治病，父母亲搀着大姐、背着大姐、用板车拉着大姐四处求医问药，不知走破了多少鞋子、不知走尽了多少途路、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把家里准备盖房的木材卖了，把没有长大的猪卖了，把正在生蛋的鸡卖了。哥哥15岁就到百里外的煤窑下井挖煤；二姐14岁就拉着车子到十几里外的山沟拉沙和石头，按一立方元的价格卖给镇上的公路段和水泥厂；我在13岁时，已经是建筑队很能搬砖提灰的小工了。在很多年里，把父亲的病放在一边，给姐姐治病是我们家的日月中心。一切的一切，种地、打工、变卖和所有的东奔西簸、翻山越岭，都围绕着姐姐的病而喜而忧、而忧而愁。大姐手术时，因买不起血浆，父亲、母亲、大哥、二姐和我就站在医院门口等着抽血。我亲眼看着大哥的胳膊伸在一张落满苍蝇的桌子上，一根青冷白亮的针头，插进他的血管里，殷红的鲜血就沿着一条管线一滴滴地落进一只瓶子里。那只空瓶里的血浆随着大哥的脸色由黝黑转为浅黄，再由浅黄转为苍白便从无到有、由浅至深，到一瓶将满时，医生望着我大哥的脸色说，你们家的血型都合格，再换一个人抽吧。大哥说，我妈身体虚，父亲有病，还是抽我的吧。医生说，抽你妹的吧，你的抽多了身子就要垮了呢。大哥说她是女娃儿，就抽我的吧。医生说，你弟呢？大哥说，就抽我的吧，弟还小，还要给人打工干重活。然后，医生就把插入血瓶里的针头拔下插进了另一个空瓶里。那是一年的冬天，太阳温暖洁净，照在血浆瓶上，瓶里的血浆红得透亮，浮起来的血沫和血泡，在玻璃瓶的壁面里缓缓起落，时生时灭。那一年我好像已经14岁，也许15岁，总之，我少年的敏感，已经对命运开始了许久的触摸和感叹，像出生在秋后的芽草过早地望着将要到来的冬天的霜雪样，不及长成身子，就有了浑身的寒瑟。盯着血浆瓶里的鲜血在不知觉中渐渐地增多，听着血液似乎无声而青冷滴答和瓶壁上血泡在阳光里嘭啪的明亮生灭，望着哥哥苍白如纸的脸，我在那一刻，体会到了哥哥的不凡，也隐隐感觉到了，我一生都与哥哥不可同日而语的做人的品性。

那一年，大姐的病没有丝毫的好转。

那一年，春节前后的几日间，大姐为了给家里减些忧愁、添些喜悦，让父母和她的弟弟妹妹过个好年，她说她病轻了许多，然后就躲在屋里不出门，疼痛时，上下牙齿咬着下唇，把脸憋得乌青，也决不哭唤出一点声音。到实在无可忍了，她就躲到我家后院和村外无人的地方，揪自己的头发，把头往墙上猛撞，然后待剧疼过去，她就面带笑容地回到家里，慌忙地替母亲做饭、替父亲盛饭，慌忙地去洗她弟弟、妹妹的衣服，好像要以此来赎回她的什么过错一样。

那一年，我家过了一个平静的春节。仍然用借来的小麦，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和大年初一的早上，父亲让我们兄弟姐妹放开肚子吃了两顿非常香口润喉的白面饺子。而那一年的春节，父亲吸掉的烟叶，却比任何一个春节都多，似乎他想把他一生要吸的烟都在春节吸掉一样。

就在那一年，我心里有了浓烈欲动的阴暗蓄意——也许是对逃避生活与人生命运的一种道路的提前铺设；也许是对一种个人挣扎奋斗的提早的力量积蓄；也还许，是我对家庭和父亲在今后日月命运中陷阱的无意挖掘和设置。总之，那一年，我萌生了离开家庭的念头，萌生了过几年我若没有别的出路，就一定要当兵走去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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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战争（1）

事实上，我所产生的不是念头，而是偏狭自私的信念。念头可以随时地被人说服或自我地改变，而信念却是只能被压抑而不会有所变更。读完初中的第一个冬天，当我踏入16周岁后，我悄没声息、不动声色地报名验兵去了。而回到家里，迎接我的是母亲涟涟的泪流和父亲轻淡却意重的几句劝解。父亲说：“连科，你再读几年书吧，人生在世，读书才是根本。你命里即使有称宰做皇的运数，没有了文化也就没有了久远的江山可坐哩。”这就是我的父亲，他单薄、瘦高，似乎脸上永远都是浅黄的泥土之色。他一生里不识几字，却在他儿女命运的途道上，从来不多说一句、不干预一手，然每每说出的只言片语，却都是乡下农民用人生命运反复实践后得来的悟道真言。

我按照父亲的指引又读了高中，并又按照命运的安排，在高中未及毕业时，去河南新乡水泥厂当了两年临时工，同我的一个叔伯哥哥一道，每天从火车站往二十里外的水泥厂拉一千多斤重的煤车、运将近两千斤重的河沙；以一天16个小时的双班劳作，在无人的山上给水泥厂运炸矿石。我把我每月少得可怜的全部所得，除了吃饭之后，悉数地寄回家里，由父亲去还为姐姐长年治病而欠下的左邻右舍和亲戚朋友的借债与情谊。现在想来，我那时的按月所寄，可能是我家里的巨大希望，是维系家庭生存的强大支柱，是生活之舟度过岁月之河的一柄可靠的桨板。至少说，它极大地减轻了一家之主——我父亲肩上的人生重担和负荷。可是，在命运告诉我，我有可能让父亲的朋友批准我参军入伍时，在我意识到我已经没有能力考上大学、已经20周岁，再不当兵就永无机会离开那块苦难的土地去实现我的贪念时，我在一天夜里突然站在了父亲的床前。

我说：“爹，我要当兵去。”

屋里静极。常年停电的灯泡吊在屋子中央被蛛网所罗织，煤油灯依然是那个家庭最为主要的角色。油灯光是一种浅黄的土地的原色，照在人的脸上使人永远都呈出病病恹恹、缺营少养的生活神情。我说完那话的时候，母亲从床上坐了起来，怔怔地望着我，仿佛看到了即刻间要房倒屋塌的景象般，她的脸上充满惊异，而又急剧跳荡着不可名状的忧虑。以为母亲要对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的“离家”的念想筑埂拦坝地说些什么，可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把目光拿山挪地般缓缓地沉移到了父亲的脸上去。我听到了母亲挪动目光时那如山石从梁上滚下轧过田野的声音，看见了父亲抬头望我的那张蜡黄的脸上，除了额门上的岁月之河又深了许多之外，其余，父亲的眼、鼻和时常因激动而发颤的嘴角没有丝毫的变化。那几年，他的病不知是轻了一些，还是因为姐姐病重，显得他的病轻了一样。他坐在床头，围着被子，脸上的平静异常而又深刻，听我说想要当兵去，如听我说我要出门赶集、要到姑姑舅舅家小住几日一样，只那么淡淡地看了我一眼，又淡淡地却是肯定地说：“当兵去吧，总在家里能有啥儿奔头呢。”

想起来，这是父亲给我的一个庄严的应允，是一个似乎数百年前就熟思熟虑后的答复。仿佛，为了这个答复，他等我的询问果真已经等了百年之久，已经等得筋疲力尽、心力衰竭，所以他才回答得淡漠而又平静，甚至有些不太耐烦。

6　战争（2）

于是，我便当兵走了。

毅然地参军去了。

与其说我是参军入伍，不如说我是逃离土地；与其说我是逃离土地，不如说我是背叛家庭；与其说我是背叛家庭，不如说我是弃绝一个儿子应该对父亲和家庭承担的心责和情务。那一年我已经20周岁。20周岁的我，肩膀已经相当硬朗，不仅可以挑行180斤的担子，而且已经可以把父亲肩上的全部灾难，都卸下来驮在背上。可父亲让我有了抵抗命运的力量之后，我便用这样的力量朝父母、家庭并不希望的方向背叛着狂奔去了。体检、政审、托熟人关系，终于我就领到了一张入伍的通知。

终于，我就穿上了那完全是我人生里程碑、分水岭一样的军装。

离开家是在一个寒冷的早晨，父亲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连科，安心去吧，家里塌不了天。”父亲说家里塌不了天，可我走后不久，家里的天却轰轰然然地坍塌下来了。1979年2月17日，被称作中越自卫反击战的那场南线战争爆发了。那时候，中国军队自中印战争以后，二三十年没有过新的战争，和平的气氛已经如大气层样结在十亿中国人的头顶上，突然的对越宣战，对军队、对百姓都无异于晴天霹雳。青青紫紫的惊慌和鲜血淋淋的紧张，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想起来，我是极其的幸运和软弱，在战争爆发的一个月后，因为参加了一个原武汉军区的创作学习班，返回时途经郑州，转道回了家里。未及料到的是，那天落日正西，初春刚来、冬寒未去，在浅薄的一抹红日里，寒凉又厚又重。我是踏着落日入村，又踏着落日走进了家里的。母亲正在房檐下搅着一碗烧汤的面糊，我大声叫了一声母亲，她冷不丁儿抬起头来看见我，面碗在手里僵了一瞬后，便咣的一下落在地上，裂成了许多碎片，雪白的面糊流了一地。

说真的，我不曾是个优秀的士兵，也不是一个好的军人；我永远都不会渴望战争，也不期冀军人的建功立业。以我曾经有过25年军龄的服役感受来说，我是天真确凿地明白，军人忠于职守，是国家的幸运，却是人的不幸；军人的建功立业，不仅是国家的不幸，而且是民族和人类的哀运。这就是25年军旅和战争给我的感悟和无法抹去的心灵图景。随着这幅图景的扩延，那天回到家后，我看见我那都已白发苍苍的大姑、三姑和小姑，从屋里匆匆走出来，大姐、二姐也含着眼泪出来了，左右邻居也都匆匆地到了我家里。没有人不望着我含着眼泪的。没有人不望着我，脸上浮着因为我的意外归回所带来的激动和欣悦。我的父亲是最后从我家房宅的后院走将出来的。他步履缓慢，仿佛是一个老人，而那个时候，我父亲也才52岁，背就忽然有些驼了，原本瘦削的脸上，这时候瘦得宛若只有皮和骨头。看见我后，他脸上是震惊与兴奋的表情，可在那表情下面，则是掩盖不住的对我突然出现的一层担忧。我不明白父亲会在两个来月里老成这样，原本乌黑的头发，骤然间雪雪茫茫地白了一片，且每走几步，他都要费力地站下来大口地喘上几下，如空气对他，永远也不够呼吸一样。也就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在中越战争爆发的一个多月里，我家所有的亲戚老少，统共30余口人，都回来住在我家，睡在又寒又硬的地上，吃大锅烧就的粗茶淡饭，一块儿收听广播里有关前线的消息；轮流着每天到邮局查问有没有我的来信；偷偷地去庙里，在各种神像前面烧香许愿，为我祈求平安。而我的父亲，一方面因为战争对我的忧虑，一方面加上家里人多的杂乱，于是，他彻夜不眠，夜夜起床，独自到后院的空地上，盯着夜寒通宵散步。在战争持续的一个多月里，他在那阴冷的后院散步了30来个夜晚。30个漫长的夜晚，后院潮润的虚土被他踩得平平实实；要逢春待发的草芽，又完全被他踩回到了地里。终于，那缠绕父亲多年、好不容易有些轻愈了的哮喘病，在我当兵走后的两个月里，再次复发，而且愈发地严重起来。我没有想到，父亲的这次病复，会种下那样不可再治的祸根，会成为他在6年后故逝的直接原因。如果不是亲历，我将永远不会体会到，战争会给日常百姓投下那么巨大沉重的暗影；不会体会到，一个有儿子参军的父亲，会对战争与儿子有那样的敏感和忧虑。当父亲因此故逝之后，这几十余年间，我无数、无数次地设想、幻化父亲独自在夜深人静之时，走动在那有三棵桐树、一棵椿树的我家后院，夜是那样的寒凉，天空的星月是那样的稀薄，他为了不惊动别人，漫动的脚步肯定要轻起缓放。那时候他面对脚下千年平和的土地会说些什么呢？土地于他，又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和思忖？已经盼了一冬、春天蓄意待发的草芽，又要与我的父亲和我的逃离土地而撞上战争说些什么呢？二月间，桐树没有吐绿，可喇叭似的粉淡的红花，已经开始了肆无忌惮的绽放，在沉寂的天空，花开的浅红的声响，是不是一个不识几字的父亲、纯粹的农民对深夜絮说的心里的呢喃？不消说，父亲在那寒冷的夜里，走得累了、走得久了，气管的病症使他需要停下来歇息一会儿，于是，他就静静立下，望着浩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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