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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他也姓张?”我愚蠢地问。她忍不住笑了,点了点头。

她既然提到了哥哥,我就大胆地追问:“张可老师,据说你有很传奇的经历?”

她又笑了:“什么传奇?不值一提。”她没有顺着这个话题讲下去,而是换了一种口气对我说:“你的古文已经不错,现在最好把外语学好,光凭英语课本没用。我觉得你还应该再用功一点。”

又是“用功”。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说已经把最容易买到的《毛泽东选集》英文版通读了一遍,她连忙说:“那是偷懒的办法,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人的词汇,猜都猜得出来。读英语,先读狄更斯,再读莎士比亚。”

这样的谈话,几乎天天进行,特别是在晚上。羊睡着了,老太太的咳嗽声有节奏地传来,李惠民继续在油灯下与欧阳询厮磨。北窗外是一道很高的长堤,长堤外是浩阔的长江,往东不远,有一个古老的阅兵台,是戚继光留下的遗迹;往西不远,是郑和下西洋的码头所在。江风阵阵,涛声隐隐,而我们居住着的村落,从明末以来一直是海盗的据点。当年让航船者们闻风丧胆的“七十二家村”就在这里,这个如此破败的小村落就是“七十二家村”的一部分。

长江、海盗、郑和、戚继光,现在又加上了雨果、契诃夫和莎士比亚。我纳闷:是一种什么缘分,让我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遇到了这样一位长者?

春节到了,上级通知,每村三人中一个留守,两个可以回家探亲。留守者当然是我,他们两位走了。李惠民天天嘴上挂着未婚妻,何况他的炒米粉也早已被我吃完了。过几天,不知在哪个村庄,家家户户的春联都会换上漂亮齐整的欧体?张可老师回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作为学生,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询问老师,就是不适宜询问老师的家庭。她日日夜夜给我讲了那么多话,怎么除了哥哥满涛,却从来未曾提起自己的家里人?

从农村回到学校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班级的同学,很少有家里不出事情的。作家、教授的后代自不待说,连“高干子弟”们也接二连三地大祸临头。郭沫若几经痛切检讨后还保留着位置,但他推荐来的曲信先却遇到了家庭出身问题。李婴宁同学的父亲的党龄几乎和党史差不多长,但不幸他又是一位出色的书法家和文物鉴赏家,当造反派闯进他家打烂了那些文物,他也就不想活了。我父亲默默无名,居然也因是“阶级异己分子”而被关押,他可是我们一家八口人唯一的经济来源,我这个大儿子虽然不到二十岁却面对着一副家庭生计重担,盘算再三觉得能救我们全家的只有在安徽工作尚未成家的叔叔了,但刚刚想到,叔叔已在一场游街批斗之后自杀。他游街批斗的罪名是“蓄意美化大毒草《红楼梦》”。

这样大同小异的悲惨故事,在几天之内都压到了各位同学身上。不久前还嘻嘻哈哈的班级,一下子变得很沉默。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理解大家年纪轻轻为何那么懂事,不哭泣、不诉说、不求告,只是每天平静而怆然地走在处处飘拂着标语、大字报的校园里。背后的长者都不见了,热闹中的脚步迈得多么孤独。不知在何处阴暗的房间里,长者们正目光痴痴地悬想着这些脚步,而这些脚步却已走不到长者们身边。

学校中的造反派骂我们班级是顽冥不化的“三座大山”,其实他们哪里知道,这个班级压着多少个家庭悲剧,有什么心绪在学校里胡闹,又有什么资格胡闹?

有一天,突然在校园里见到了张可老师,她历来不是那种常能见到的老师,从农村分别后就很少照面,不知在干什么。那天她显得很疲倦,走得很慢,猛地看到我她非常高兴,彼此问对方好吗,回答都含糊其词,艰难地找着话题。

“李惠民最近有联系吗?”她问。

“谁?”

“李惠民。”她又重复了一次,这下我想起来了,与我们一起住了很久的农村干部。倒不是我忘了他,是没有料到张可老师会在这样的时刻提起他。那些谈莎士比亚、练九成宫的夜晚又浮现在眼前,我把张可老师搀到路边草坪上谈了一会儿。她又告诉我,她家有一个邻居,是我中学的校友,每次见面都把我作为谈论对象。我想不起那位校友,但请张可老师代我向他问好。

“听说你们又要下农村?”她问。

“是的,已经动员了。”我说。

“多久?”她问。

“说是一辈子。”

“让带书吗?”她又问。

“还不知道。总可以带几本吧。”但我心里明白,张可老师说的书,不是可让带的那几本。

“一辈子,与父母商量了?”

我淡淡苦笑了一下。张可老师好像感觉到了这种问法有点不合时宜,便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说:“好好照顾自己。”

这次下乡劳动的时间并没有预想的那么漫无边际,等我们在几度春耕秋收之后突然被通知回到上海,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之间吵闹得很厉害,造反派的一些头头被关起来了,又出了林彪事件,一来二去,上级居然下令要复课了。复课又没有教材,于是一窝蜂地成立各种各样的教材编写组。原先被作为运动对象或运动阻力看待的那帮人,开始有点事干了。先听说有一批教师要去参加修订《辞海》,名单上有张可老师;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一些教师被抽调出去。一天在大食堂,有一个军宣队员找我谈话,要我参加设在复旦大学的一个现代文学编写组。“每个文科学校都有人参加,以复旦、师大为主,我们是小学校,要谦虚。”他说。

当时所有的修订组和教材编写组都由市里的写作组统管,写作组对我这样一个“文革”以来未曾参加过任何组织的年轻人有点看重的意思,然而毕竟我的运气太好,一九七五年年初就发觉得了肝炎。在家休息一阵还不行,只得住院,出了医院就到故乡休养去了。要不然,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我如果在上海,没准也会奉命参与一些诸如“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其它名目繁多的小运动,这些居然都让我逃过去了。古人说“因病得闲殊不恶”,信然。记得回乡休养前在学院医务室里还遇见过张可老师一次,她说:“没关系,我爱人也得过肝炎,少吃药,多休息,增加营养。”顺便她还愉快地告诉我,学院里受人尊敬的朱端钧教授现在也在参加修订《辞海》。

这次她终于提到了自己的爱人。我曾听系里的老师说,她爱人是“胡风分子”,究竟是谁,却不清楚。

说是回乡养病,故乡却只有一位七十多岁的老祖母,我怕传染给她。后来是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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