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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

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他自己的父亲!除了在这年月,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我的泪要落下来。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今天,父子的关系并隐埋不住真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一个人的责任,在今天,是要对得起社会;社会的敌人,也就是自己的敌人;敌人都该消灭。这使我的心与眼都光亮起来。跪着的那几个是敌人,坐着的这几万人是“我们”,像刀切的那么分明。什么“马马虎虎”,“将就将就”,“别太叫真”这些常在我心中转来转去的字眼,全一股脑儿飞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没有第二句话。这么一来,我心里清楚了。也坚定了;我心中有了劲!

这不仅是控诉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告诉我曾受过恶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再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复仇,也是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在我们眼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会的仇敌!

一位卖油饼的敦厚老实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三十年!控诉完了,他转过身去,向毛主席的像规规矩矩的鞠了一躬。这一鞠躬的含义是千言万语也解释不过来的。我也要立起来,也鞠那么一躬!人民是由心里头感激毛主席。不是仅在嘴皮子上说说的!

这样,我上了一课,惊心动魄的一课。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这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旧有的习惯,感情,和对人对事的看法。我要割弃它们像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我要以社会的整体权衡个人的利害与爱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儿里找道理,真的,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我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

二、文艺新生命

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国外回来,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集》。头一篇我读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样去服务的。可是,狂喜之后,我发了愁。我怎么办呢?是继续搞文艺呢,还是放弃它呢?对着毛主席给我的这面镜子,我的文艺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为是十足的一个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艺形式之外,我什么也没有!毛主席指示: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我怎么办呢?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我最远的“远见”是人民大众应当受教育,有享受文艺的能力与权利。享受什么样的文艺呢?很简单:我写,大家念。我写什么呢?随便!我写什么,大家念什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确是可以这样狂傲无知的。这种狂傲使我对于工农兵,恰如毛主席所说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我真发了愁。

毛主席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道理。这又使我手足失措。我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经都慢慢地瘫痪了。我每每觉得我可以不吸收任何新思想,还是照旧可以写东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个文人所应有的,不必改变。作品呢,不管有无内容,反正写得光滑通顺,也就过得去了。这样的瘫痪已久,使我没法子不承认:文艺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应当分家;分了家日子好过!我以为,仗着一点小聪明和长时间的写作经验,我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吃文艺饭。可是,毛主席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

我怎么办呢?

首先,我决定了态度: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听从毛主席的话是光荣的!假若我不求进步,还以老作家自居,连毛主席的话也不肯听,就是自暴自弃!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

态度决定了,我该从哪里下手去实践呢?我不敢随便地去找一点新事物,就动手写小说或剧本;我既没有革命锻炼,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造学习和新社会生活的体验,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写大部头的作品,必会错误百出。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头学起。这样,我决定先写通俗文艺,这并不是说,通俗文艺容易写,思想性与艺术性可以打折扣,而是说通俗文艺,像快板与相声,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长,较比容易掌握。

在从前,我写一篇一百句左右的鼓词,大概有两三天就可以交卷;现在须用七八天的工夫,我须写了再写,改了再改。在文字上,我须尽力控制,既不要浮词滥调,又须把新的思想用通俗语言明确地传达出来,这很不容易。在思想上,困难就更多了。当我决定写某件事物的时候,对那件事物我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是,赶到一动笔,那点了解还是不够用,因为一篇作品,不管多么短小,必须处处结实、具体。我的了解只是大致不差,于是字里行间就不能不显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贫乏与毛病。有时候,正笔写得不错,而副笔违反了政策。有时候,思想写对了,可是文字贫弱无力,没有感情——只把政治思想翻译一下,而没有对政治思想所应有的热情,就一定不会有感动的力量。有时候……。困难很多!可是我决定:第一不要急躁,第二不要怕求别人。我既决定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须彻底,也就必是长时间的事;我就不能急躁。我必须经常不断地学习,以求彻底解决。以前,我可以凭“灵感”,信笔一挥,只求自己快意一时,对读者却不负责任。现在,我要对政治思想负责,对读者负责,急于成功会使我由失望而自弃。另一方面,我须时时请教别人。时常,我的客人,共产党员或是有新思想的人,就变成我的批评者;我要求他们多坐一会儿,听我朗读文稿;一篇稿子不知要朗读多少回,读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够用,大家的思想会教我充实起来;当他们给我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错处,而且也讲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为什么写错了的病根。

这样,写一小段,我就得到一些好处。虽然我从书本上学来的新思想不很多(到今天我还是有些怕读理论书籍),可是因为不断地习作,不断地请教,我逐渐地明白了我应当怎样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而不许像从前那样得到一二漂亮的句子便沾沾自喜。虽然我因有严重的腿疾,不能马上到工厂、农村、或部队里去体验生活,可是因为不断地习写通俗文艺,我已经知道了向工农兵学习的重要;只要腿疾好些,我就会向他们学习去。虽然二年来我所写过的通俗文艺作品并非都没有毛病,可是这已给了我不少鼓励:放下老作家的包袱,不怕辛苦,乐于接受批评,就像是我这样学问没什么根底,思想颇落后的作家,也还有改造自己的可能,有去为人民服务的希望。

不管我写多么小的一个故事,我也必须去接触新的社会生活;关起门来写作,在今天,准连一句也写不出。为写一小段鼓词,我须去调查许多资料,去问明白有什么样政治思想上的要求。这样,我就知道了一些新社会是怎样在发展,和依照着什么领导思想而发展的。一来二去,接触的多了,我就热爱这个天天都在发展进步的新社会了。是的,我必须再说一遍,我缺乏有系统的学习政治理论与文艺理论。可是,赶到因为写作的需要,看到了新社会的新气象新事物,我就不能不动心了。我要歌颂这新社会的新事物,我有了向来没有的爱社会国家的热情。自然,有人说我这样先看见,后歌颂,是被动的,不会写出有很高思想性与创造性的作品来。可是,我是由旧社会过来的人,假若我自诩能够一下子就变成为今天的思想家,就是自欺欺人。我只能热情地去认识新社会,认识多少,就歌颂多少;我不应该因我的声音微弱而放弃歌颂。写不了大部头的小说,我就用几十句快板去歌颂。以我的小小的才力,我不该幻想一写就写出一鸣惊人的作品来;若因不能一鸣惊人,就连快板也不写,我便完全丧失了文艺生命,变成废物。我不再想用作品证明我是个了不起的文人,我要证明我是新文艺部队里的一名小兵,虽腿脚不利落,也还咬着牙随着大家往前跑。

慢慢地,我开始写剧本。《方珍珠》与《龙须沟》的背景都是北京;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热爱北京,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我一向以生在北京自傲,现在我更骄傲了,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与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与进步,我怎能不写出我的与北京人的对毛主席的感谢呢!

这两个剧本(虽然《龙须沟》里描写了劳动人民)都不是写工农兵的;我还不敢写工农兵,不是不想写,我必须加紧学习,加紧矫正小资产阶级的偏爱与成见,去参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以期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这两个剧本本身也有个共同的缺点,对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描写得好,对新社会新生的人物描写得不那么好。我了解“老”人,不十分了解新人物。这是个很大的教训——我虽努力往前跑,可是到底背着包袱太重,跑不快!新人物已经前进了十里,我才向前挪动了半里!这也警告了我:要写工农兵非下极大的工夫不可,万不可轻率冒失!只凭一点表面上的观察便动笔描写他们,一定会歪曲了他们的!

解放前,我的写作方法是自写自改,一切不求人;发表了以后,得到好批评就欢喜,得到坏批评就一笑置之。我现在的写作方法是:一动手写就准备着修改,决不幻想一挥而就。初稿不过是“砍个荒子”,根本不希望它能站得住。初稿写完,就朗读给文艺团体或临时约集的朋友们听。大家以为有可取之处,我就去从新另写;大家以为一无可取,就扔掉。假若是前者,我就那么再写一遍,两遍,到七八遍。有人说:大家帮忙,我怎能算作自己的作品呢?我说:我和朋友们都不那么小气!我感谢大家的帮忙,大家也愿意帮忙;文艺团体给我提意见总是经过集体的详密地讨论了的。敝帚千金,不肯求教人家,不肯更改一字,才正是我以前的坏毛病。改了七遍八遍之后,假若思想性还不很强,我还是扔掉它。我不怕白受累,而且也不会白受累——写七八遍就得到七八遍的好处,不必非发表了才算得到好处。我很后悔,我有时候还是沉不住气,轻易地发表了不很好的东西。这样,我终年是在拚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这似乎近于自夸了。可是,为什么在毛主席的光荣里,得到改造自己的机会,得到了新的文艺生命,而不敢骄傲呢?毛主席告诉了我应当写什么,怎么写,和为谁写,我还不感谢么,还不拚命追随么?是的,我知道,我离着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作家还很远很远。但是,我一定要按着毛主席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决不停止。在思想上,生活上,我还有不少的毛病,我要一一的矫正,好减轻负担,向前走得快一些。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今后我所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叫“老作家”的包袱阻挡住我的进步,才能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

三、《龙须沟》

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不错,在执笔以前,我阅读了一些参考资料,并且亲临其境去观察;可是,那都并没有帮助我满膛满馅的了解了龙须沟。

不过冒险有时候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不顾成败而勇往直前。我的冒险写《龙须沟》就是如此。看吧!龙须沟是北京有名的一条臭沟。沟的两岸住满了勤劳安分的人民,多少年来,反动政府视人民如草芥,不管沟水(其实,不是水,而是稠嘟嘟的泥浆)多么臭,多么脏,多么有害,向来没人过问。不单如此,贪官们还把人民捐献的修沟款项吞吃过不止一次。一九五○年春,人民政府决定替人民修沟,在建设新北京的许多事项里,这是件特别值得歌颂的。因为第一,政府经济上并不宽裕,可是还决心为人民除污去害。第二,政府不像先前的反动统治者那么只管给达官贵人修路盖楼房,也不那么只管修整通衢大路,粉饰太平,而是先找最迫切的事情作。尽管龙须沟是在偏僻的地方。政府并不因它偏僻而忽视它。这是人民政府,所以真给人民服务。

这样,感激政府的岂止是龙须沟的人民呢,有人心的都应当在内啊!我受了感动,我要把这件事写出来,不管写得好与不好,我的感激政府的热诚使我敢去冒险。

在写这本剧之前,我阅读了修建龙须沟的一些文件,还亲自看修建工程的进行,并请托人民艺术剧院的青年同志随时到龙须沟打听我所要了解的事——我有腿疾,不能多跑路。大致的明白了龙须沟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我开始想怎样去写它。

@奇@可是,怎么写呢?我没法把臭沟搬到舞台上去;即使可能,那也不是叫座儿的好办法。我还得非写臭沟不可!假若我随便编造一个故事,并不与臭沟密切结合,便是只图剧情热闹,而很容易忘掉反映首都建设的责任;我不能那么办,我必须写那条沟。想来想去,我决定了:第一,这须是一本短剧,至多三幕,因为越长越难写;第二,它不一定有个故事,写一些印象就行。依着这些决定,我去思索,假如我能写出几个人物来,他们都与沟有关系,像沟的一些小支流,我不就可以由人物的口中与行动中把沟烘托出来了么?他们的语言与动作不必是一个故事的联系者,而是臭沟的说明者。

@书@假若《龙须沟》剧本也有可取之处,那就必是因为它创造出了几个人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性格,模样,思想,生活,和他(或她)与龙须沟的关系。这个剧本没有任何组织过的故事,没有精巧的穿插,而专凭几个人物支持着全剧。没有那几个人就没有那出戏。戏既小,人物就不要多。我心中看到一个小杂院,紧挨着臭沟沿儿。几位老幼男女住在这个杂院里,一些事情发生在这小院里。好,这个小院就是臭沟沿上的一块小碑,说明臭沟的罪恶。是的,他们必定另有许多生活上的困难,我可是不能都管到。我的眼睛老看着他们与臭沟的关系。这样,我就抓住臭沟不放,达到我对人民政府为人民修沟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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