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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不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不同。阿登纳只是批评美国在东西方对

抗中表现得越来越软弱，以致让俄国人利用了时机，在东欧站稳了脚根，他

不想损害德美关系；而戴高乐却想从根本上摆脱美国控制，建立一个以法国

为领导的独立欧洲，组成“第三种力量”，同美苏相抗。阿登纳抱怨北约组

织的衰落，指责美国没有利用它“道义上的领导权”巩固西方联盟，防止联

盟分裂：而戴高乐则拒绝美国以一个领导人姿态凌驾于法国之上，要求法国

与美国平起平坐。当美国拒绝了他要在北约起大国作用的要求时，戴高乐断

然采取逐步背离北约军事一体化的行动，并致力于发展法国独立的核武装力

量。显然，阿登纳是从维护和加强西方联盟的统一与合作这一大前提出发来

看待欧洲同美国的关系的，而戴高乐却是要以和美国闹独立来加强法兰西的

国际地位。两者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完全不同。

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阿登纳与戴高乐也有截然不同的认识。阿登纳一

生都在警告西方防止俄国进攻、谨防俄国分裂西方的阴谋，他对俄国人的任

何举动都保持了高度的警惕，东西方的分界线在他头脑里径渭分明；戴高乐

虽然也谴责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但他却认为俄国人是“误入歧途的欧洲兄

弟”，他对欧洲的设想也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从这一点以及重

振法兰西的理想宏图出发，戴高乐一直没有放弃利用传统的法苏“特殊关系”

来制衡美国的想法。而阿登纳却最担心美国同苏联搞“越顶外交”牺牲德国

利益。阿登纳一生部不愿对俄国作出丝毫的让步。

即使是在对两人共同立足的西欧联合运动问题，阿登纳与戴高乐也有不

同看法。“一体化”顾名恩义，是要让参加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部分国家主

权，将其让渡给一个超国家的机构来掌握。阿登纳在联邦德国恢复主权的那

一刻起，就表示“随时准备把它（主权）纳入一个欧洲各国人民的超国家的

共同体中”，但戴高乐从根本上反对超国家，不愿意看到他所珍视的“伟大

的法兰西”国家主权在任何意义上被减弱。成为“欧洲人”的“德国人”将

能抹去人们对德国挑动战争的记忆，在“欧洲”中的“德国”也意味着国家

地位的提升；而将法国纳入欧洲则意味着法兰西伟大的被抹杀以及法国从原

来超越欧洲地位的下降。有鉴于此，阿登纳呼吁超国家的联合——“欧洲合

众国”；而戴高乐则只主张”多祖国的欧洲”或“各国家的欧洲”。

联邦总理与法兰西总统之间的分歧曾以两人含蓄的对话表现出来。

阿登纳说，“我不理解你，你要欧洲以宏亮的声音说话，却没有躯体。”

戴高乐说：“我不理解你，你要欧洲有躯体，却容许它装上美国灵魂。”

尽管如此，戴高乐那“富有使命般浪漫色彩的民族主义”使阿登纳惶惑

不安，戴高乐那种“对欧洲近乎宗教般狂热的信仰”又令阿登纳着迷。人们

对阿登纳在这时把这么多的希望寄托在分歧重重的法德关系上感到非常不

解，许多人认为处于如此危险国际关系中的联邦德国应更注重于修复它同美

国的关系。这时候在联邦政府内部产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欧洲派”和“大

西洋派”外交政策的辩论。“大西洋派”着眼于西德的安全利益，倾向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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