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真正找到感觉。他是出色的年龄组教练,不仅有丰富的教授基本功的经验,而且鼓励我们享受其中的乐趣。快到圣诞节的时候,他会装扮成圣诞老人出现在泳池。一次希拉里她们组意外地赢了区域赛后,他履行诺言,真的让她们剃掉了他的胡子。每个星期五的训练以后,他总带我和惠特尼去TCBY(美国著名国际连锁甜品店)喝酸奶。他一直很照顾我,每次我过于亢奋或是很情绪化的时候,他总是给我讲笑话或者做些搞笑的事情让我放松。
自从跟汤姆训练,我开始习惯看计时器,开始在脑袋里算计着各个分段的时间。比如,一个人要游出X的成绩,那么游50码的时候,他的成绩必须是Y。妈妈发现我开始变得认真了,因为我开始跟她叨叨十分之一秒或者不好的分段成绩之类的事情。如果数学课本上的问题与游泳有关,我可能马上准备计算。
听说过真的梦“游”吗?妈妈总会提起,我小时候有一次睡到半夜突然坐起来,在床上大喊“一、二、三……开始”,结果把全家都吵醒了。
北巴尔的摩水上运动俱乐部的管理很严格,不过紧张的训练之余,生活也充满了乐趣。我们以前玩一种叫“分类”的游戏,每次有一个主题,比如,冰激凌。我们在距墙20码的地方列好队,每个人对着一条泳道,沿着墙走,如果另一个运动员说出了你的冰激凌口味,你必须和他比赛。
训练前,我们有时也玩壁球。掷球者用全力往墙上掷网球,球弹回来时,“下垒”的人抢着去接球。如果没接住,他必须马上朝墙跑去,如果你,掷球者,在“下垒”之前接触到球,那“下垒”就出局了。如果一个人被踢出局三次,他必须靠墙站好,让每人拿他当一次靶子,掷网球。我当时是我们组年龄最小的,很快我就发现,那些孩子简直太会玩儿了。
能和大孩子一起训练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很重要,很有成就感。不过,这也是有代价的。两个大孩子,马特·麦克多诺和贾斯廷·弗莱德曼,他们基本上就把我当做泳队吉祥物一样。他们曾经把我隔着分界线在两个泳道之间丢过来丢过去。迈克尔·菲尔普斯,那时是人肉排球。游泳馆里常常能找到装药品的大橡胶罐子,马特和贾斯廷总喜欢把我塞进罐子,然后把药球堆在我头上。这有可能很危险,我的身体会陷进去,而胳膊和腿还在外面,如果这样陷太深的话,想要出来就非常困难。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不让药球埋住,保持头在外面,把身体靠向一边,然后使劲踢腿,让药球蹦出罐子,这样我才能把自己从下面“捞”出来。我其实不特别在乎马特和贾斯廷或者其他大孩子们整我,至少他们不拿我的耳朵取笑我,至少他们没有不理我。过了段时间,我就习惯了,反正我是最小的,那我就该被大家拿来娱乐吧。
妈妈很高兴我喜欢游泳,她终于找到好办法使我能尽可能地消耗过剩的精力。我是个泳池老鼠,到处跑;或偷走别人的零食或泳镜,或从背后偷袭,猛拍人家肩膀然后逃走。反正就是到处乱窜,搞恶作剧。回忆起来,我那时经常在游泳馆里“坐板凳”。所谓“坐板凳”,就好像是被关禁闭,你必须坐在救生员台旁,不许出声,老老实实待上一会儿,然后才能回去继续玩。其实通常也就是10到15分钟,但别的孩子玩得那么开心,我却只能坐着看着,那时的1秒钟我都觉得长,更何况这种状况还经常出现。 。。
第三章 在水中(3)
我还是个活跃的观众。我们参加区域赛时,每个州队有75到80名游泳队员,但最多只有一半能进晚上的决赛。另外40多人就以各种方式给队友加油。由于马里兰州曾是印第安人居住地,因此马里兰州队的队员们总是喜欢在脸上画上传统的印第安红、黄、黑色。有人画鼻子,有人涂满整个脸。还有少数人,从热身池出来就*着,上半身画满了颜色。我就是其中之一。有时候这些颜色得好几天才洗得掉。好几次,它们把我的衬衫都给染了,妈妈洗的时候特别费劲。不过,有人画颜色嘛,怎么能落下我呢?
我就是什么都要掺和,尤其是和好朋友马特·汤森和阿约·欧斯在一起时。那是念五年级时,我和马特一起看学校文艺比赛,我劝他参加,“我们杂耍玩得很好呀,我们肯定比这些人演得好”,我跟他说。结果别提多丢人了。他耍得还行的时候,我的球就往下掉;我好不容易不出状况了,他那边球儿就撞在一起了。后来,我们自己忍不住笑出来,又赶快想办法弥补,假装拿球砸对方,想演成滑稽戏。下面的孩子和老师倒是很冷静,没人鼓掌也没人喝倒彩,估计大家都希望我们赶快下去。
六年级上科学课时,我总是和阿约·欧斯一起在教室后面混。我们把天然气烧嘴打开5秒钟,然后看同学们捏着鼻子奇怪哪里来的怪味儿。还好,没造成什么危害。不过,在那个恶作剧年代里,我们也确实做了点儿事。我们总是在上课时练习签名,想着万一有一天有人找我们签名呢。比如写“阿约给迈克尔”,还写过“给阿约和迈克尔——迈克尔·乔丹留”。
我就是不能安静地待着,因为我很难专心致志地一次只做一件事。六年级时,瓦克西医生确诊我患有“过动及注意力缺乏症”。大约两百万儿童被类似的症状所困扰。这种病可大可小,有的会引发学习障碍比如难语症;有的孩子变得不合群,没有朋友;还有的会导致严重的抑郁症。幸运的是,我没有出现上面这些状况。当然,瓦克西医生没有大意,他让我服用一种叫做利他林(精神类药物)的药。
这种药每天早、中、晚各服一次。中午的这次有点烦人,必须去学校医务室吃,如果我午饭前后没有下楼去吃药的话,护士肯定会到课堂上来提醒我去吃药。别的孩子就会总问我为什么我要去医务室,问我得了什么病。起初,妈妈没告诉我这是什么药以及管什么用,不过我确实发现,我变得比原来安静了,不会老在教室里跳了。渐渐的,我忙于训练,症状更不明显了,但是,药物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有个周末,那天早上有游泳比赛,我没吃药,结果问题就来了。
有时候参加小比赛的孩子特别多,就要比很多场预赛,父母们一定得确保把孩子准时送到比赛场地。大人们把我们的踢水板沿着池边按8块一组顺序摆开,让我们站或坐在自己的板上等着,过一场比赛就往前挪一格。一般成绩好的都排在后面的场次比,所以我经常得排在队尾。不过,我可不会老老实实地等着,我要么跑下板子去和别的孩子玩,要么丢下板子,往前窜六七排想挤进别人的比赛。家长和裁判员每次都得把我抓出来,跟我解释:“不行,迈克尔,你必须等轮到你才能开始比。”
有的孩子比赛失利后愤怒地扔衣服,而我会扔泳镜。到后来,我简直能像外野手那样来个挥臂“掷球”。没错,就是那样,因为我有好多机会实践。
一次新泽西的比赛中,我在200米自由泳的比赛中输给了一个特拉华的选手,我又一次有了那种“扔泳镜”的冲动。不过这次,我没把闷气发泄出来,而是一直憋着。那场之后,当天我还有另外5场比赛。结果我全赢了,而且打破了一项我那个年龄组的国家纪录。其实我不是那种城府很深的人,不过这次我终于明白了,遇到挫折时,该做的不是光动嘴,而是用实际行动战胜困难,击败对手。
我是北巴尔的摩水上运动俱乐部里出了名的恶作剧大王,即使有时根本不是我干的,人们也第一个想到我。一次,我们在陶森比赛,队里有两个人在男更衣室里带头扔肥皂和浴巾,而我才刚走进更衣室。结果大孩子们马上不分青红皂白地教训我,就好像是我带头儿闹的。当时在场的是个新教练,但是显然连他也听过我的“事迹”,“迈克尔,你又干什么了?”他责问道。
“我什么都没干!”我大声喊,“是他们干的!”
“那为什么别人喊你的名字?”
“那你得问他们!”
“不,迈克尔,我现在就问你,你干什么了?”
他没真的把我怎么样,不过我记得那天离开时我心里一个劲儿庆幸,“幸好他不是我们组的教练,否则那就倒霉透了”。同时,我也听见教练临走时自己嘟囔:“感谢上帝,还好没让我教这个孩子。”
不过,我们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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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鲍勃教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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