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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冬,马林纳前往华盛顿,跟美国科学院空军研究委员会就“JATO”计划作了具体商谈,写出初步研究规划。1939年1月,美国科学院空军研究委员会给加州理工学院拨款一千美元,作为“JATO”计划的启动资金。
美国国防部的一位名字也叫阿诺德的将军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他非常看重火箭俱乐部的研究工作。后来,美国军方拨给火箭俱乐部的研究经费,增加到一万美元。
冯·卡门教授亲自主持了火箭俱乐部每周一次的研讨会,来自不同专业的这五个小伙子分别报告自己一周来的新设想,大家互相补充,冯·卡门给予指点。这样,一个个技术难题迎刃而解。
小伙子们急于进行试验。在1939年3月的一次试验中,闯了大祸,火箭爆炸了!一块金属碎片飞向马林纳平常坐的椅子,幸亏那时他没有坐在那里。
爆炸声惊动全校,火箭俱乐部真的成了“自杀俱乐部”。校方为了安全,从此明令禁止火箭俱乐部在校园里进行这种危险的试验。
火箭俱乐部被逐出加州理工学院校园之后,把试验基地设在离开学校几千米外的荒凉的阿洛约·塞科山谷,那里有一块干涸的河床。他们在那里竖立起火箭发射架和火箭。他们获得了第一次的成功——一枚火箭在点火之后窜向碧空,稳稳地飞行了一分钟!尽管那是一支小小的探究火箭,毕竟那是迈向胜利的第一步。
这个“民间组织”火箭俱乐部,成了美国历史上最早的研制火箭的组织。那五个小伙子,后来被推崇为美国研制火箭的“*”。
阿洛约·塞科山谷,如今是著名的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中心所在地。在公开对外开放的日子里,成千上万的人饶有兴味地到那里去参观。
“约翰·狄克”之谜(1)
钱学森在火箭俱乐部跟马林纳成为好友。在马林纳家里,钱学森又结识了马林纳的好朋友S·威因鲍姆博士。正如当时钱学森并不知道马林纳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一样,钱学森也不知道威因鲍姆是美国共产党党员。
威因鲍姆是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的药物学博士。他是乌克兰人,1922年从乌克兰工学院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1927年加入美国国籍,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
马林纳的业余兴趣是绘画,威因鲍姆的业余兴趣是音乐,两人的共同爱好是读书。喜欢看书又喜欢音乐的钱学森,自然而然跟威因鲍姆很谈得来。威因鲍姆说,他组织了一个读书会,通常在每周三的晚上举行活动,欢迎钱学森到他家做客。
于是,钱学森来到威因鲍姆的家。那里的常客有马林纳夫妇,还有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的杜布诺夫和他的夫人贝丽以及其他的学者。其中的生物学博士杜柏诺夫,物理学博士法兰克·奥本海默,也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法兰克的哥哥罗伯特·奥本海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闻名世界的核科学家——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的原子弹,就出自罗伯特·奥本海默的研究和策划,被称为美国的“原子弹之父”。法兰克·奥本海默也参与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这个读书会听听音乐,聊聊读书心得,很轻松。他们读了英国传记作家李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 1880~1932)的作品,后来读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名著《反杜林论》。
钱学森早在1930年因病休学的时候,就在杭州读过布哈林的《辩证法底唯物论》,所以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也很感兴趣。再说,读书会的朋友们聊起中国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时,无不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使钱学森跟这些美国朋友很谈得来。
钱学森并不知道,这个读书会的很多成员是美国共产党员,读书会实际上是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当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来到洛杉矶的时候,读书会的成员们还去听过白劳德的演讲。
美国共产党的诞生比中国共产党早两年——1919年9月1日成立,其创始人为鲁登堡。1921年美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1923年4月恢复合法地位。在1938年,美国共产党进入鼎盛时期,当时拥有万名党员,是美国共产党历史上党员人数最多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因受麦卡锡主义的严重打击,人数剧减,进入21世纪,仅剩3 000人,党的经费主要来自党在纽约的总部大楼的租金收入,人称“以房养党”。
钱学森只在1937年至1938年参加过威因鲍姆组织的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只维持一年左右的时间,也就解散了。
后来,在1950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因钱学森与美国共产党党员马林纳、威因鲍姆的好友关系,怀疑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钱学森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认定”是美国共产党党员,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所谓的“约翰·狄克”。
当时,美国共产党在加州理工学院相当活跃,在帕萨迪纳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称之为“122支部”,成员大多是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教授。尽管当时美国共产党在美国有着合法公开的地位,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早就监视美国共产党的活动。洛杉矶美国警察局的特工比尔·金普尔打进了美国共产党,不断把美国共产党的活动情报提供给洛杉矶警察局探长海尼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约翰·狄克”之谜(2)
据比尔·金普尔称,“122支部”有一份党员名单,保存在美国共产党党员伦斯尼克夫妇那里。比尔·金普尔打进美国共产党组织之后,担任美国共产党洛杉矶一位主任委员的助理。有一次,伦斯尼克夫妇要他把“122支部”党员名单交给美国共产党洛杉矶地区党部。比尔·金普尔拿到这一名单之后,赶紧到了洛杉矶警察局,跟探长海尼斯一起手抄了一份,然后由比尔·金普尔把原件送到美国共产党洛杉矶地区党部。
比尔·金普尔说,在“122支部”的党员名单上的名字,都用化名。经查实,名单上的“艾波顿”就是威因鲍姆,“弗圣”就是法兰克·奥本海默,“约翰·凯利”就是杜柏诺夫。内中,有一个化名为“约翰·狄克”,不知是谁。
当时,洛杉矶美国联邦调查局查不清楚这个“约翰·狄克”,就搁置在那里。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掀起*高潮时,威因鲍姆被证实是美国共产党“122支部”负责人而被捕并判处四年徒刑,洛杉矶美国联邦调查局又重新调查起这个“约翰·狄克”。由于钱学森当时与美国共产党党员马林纳、威因鲍姆有诸多交往,于是“怀疑的乌云”就落到钱学森头上。
然而,比尔·金普尔与海尼斯手抄的所谓“122支部”党员名单,并非原件,在法律上不足以作为证据。更加奇怪的是,当移民局的听证会上传唤伦斯尼克夫妇与比尔·金普尔、海尼斯对质的时候,比尔·金普尔和海尼斯竟然认不出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伦斯尼克夫妇!这表明,洛杉矶警察局档案中所保存的比尔·金普尔与海尼斯手抄的所谓“122支部”党员名单,很可能是当时洛杉矶警察局内部掌控的被怀疑为美国共产党党员的名单,并非从伦斯尼克夫妇那里拿到的“122支部”的党员名单。更何况比尔·金普尔与海尼斯在听证会上拿不出足够的证据,证明“约翰·狄克”就是钱学森。
尽管当时的清华大学公费留美生之中,确实有人加入了美国共产党,例如:
胡敦元(1902~1975)经济学家。安徽绩溪人。1925年赴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1951年回国。曾任职国家外贸部,后任北京外贸学院教授。
章裕昌(1902~1976),又名章友江。江西南昌人。1915年入清华学校,1925年赴美留学。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后赴莫斯科。20世纪30年代被王明等开除出党,后回国任教,成为*人士。1950年代任国务院参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
徐永煐(1902~1968),江西龙南人。1925年赴美留学。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曾任美共中央中国局委员、书记,*在美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曾任太平洋学会研究员。1946年底回国,任职*中央外事组等。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军管会外事处副处长,《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等。1957年被*中央指定为翻译重要文件的英文审订组组长。
施滉(1900~1933)云南洱源人,白族。1924年赴美留学。史学硕士。1927年入美国共产党,参与创建美共中央中国局,任书记。1929年赴莫斯科学习。翌年回国,曾任*中央翻译,*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省委书记。1933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牺牲。
以上四人,都是在1927年加入美国共产党。
钱学森在1937年至1938年之间,只是与几位美国共产党党员有所交往,他本人并非美国共产党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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