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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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任何与他的政权不一致的“道”。行道云云，只是书生的理由化的文饰。因为，“疾末世而名不称”是伯夷，叔齐，孔子都超越不了的“名关”，如无民族仇恨，家门私怨或生命威胁谁不想出来“自我实现”一把？“隐逸传”中除了极个别真哲学家，差不多都是因现实原因而成为隐士的。因伤心而遁世者居多。像阳明的五世祖秘湖渔隐，恨国家待其死于苗难的父亲太薄情，

遂发誓不出来做官。但他还不够入隐逸传的资格，四世祖遁石翁为守父志且不满永乐夺权。然而，仕可逃，而世则难逃，除非不活。是以，真正“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绝顶隐士极为少见。

阳明若真当隐士也要当大隐士，也得是他真信了庄周，抱朴子，以及什么《冲虚经》《文始经》《通玄经》，还得有了当神仙的志向，从情到理都重肉身胜于一切才可能。他有这种可能性：

第一，遗传基因不可抗拒。六世祖王纲“善识鉴”能先知；五世祖王彦达“粗衣恶食，终身不仕。”“有隐操”；四世祖王与准精《周易》，“尝得筮书于异人”“为人筮，无不奇中。”著《易微》；筮居秘图湖。

第二，世俗世风的影响不可低估。明代从宫廷到市井道教极风靡，士子士大夫亦以相尚。

第三，他本人从八岁即好神仙，结婚前后曾沉溺难返。而且他事实上终身未改此“业余爱好”，后来只是不以此教人罢了。而他终于没走上隐以求仙之路，不是他不投入，不当真，而是他的英雄梦，圣人梦难以平伏；神仙之道的理论强度和现实效验无法使他心诚乐服。他的学生胡松说的好：“夫道一而已，通则皆通，塞则皆塞。”阳明幸好在好养生喜仙道时正好“塞”着，不然，中国只会多一个名道，而少了一个影响历史的大儒。但是当他从儒家这边通了时，与佛道也通了。

他37岁在龙场时写的《答人问神仙》的信中明晰表述了这个好而未通的历程：“仆诚八岁而即好其说，而今已余三十年矣，齿渐摇动，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不出，药量骤进，此殆其效也。”他此时固然已归心儒学，是在现身说法，证明神仙之道不足凭。但他当年曾认为：若从佛，老二氏中“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答萧惠语）

可见，他从八岁开始形成的精神倾向，一直延续了三十年，尽管时断时续，却也算痴心不改了。这中间曾悟过“二氏之非”，但到龙场后，又觉得“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这种对“二氏之学”的评价差不多是来自儒家队伍中的最高考语了。这是他已龙场大悟之后的判断，自然是做准的。这个讲良知的人是明诚不做欺心语的。

他因曾潜心出入二氏才见得真切，他又是个极善“化敌为友”的转化大师。从而能够万物皆备于我。他的学生都说他的圣雄全才来自其“学问全功”。如胡松说：“先生之才之全，盖出于其学如此。”他也的确从二氏之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能够百川归海融会贯通的人才能成就圣雄全功。

当然，对于成功了的，后世只会觉得他每一步都在走向那个辉煌的顶峰。

现在，27岁的王阳明可没有融会贯通的惬意与从容。他很痛苦，他四处出击处处碰壁，找不到步入“第一等事”的门径。辞章之学是虚文，兵学虽是有用之学却无用武之地，他也并不去考什么武进士，去也考不上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再攻朱子之学，却落了个“益委圣贤有分”。到目前为止，他除了落了一身病，什么也没干成。他看不起的〃只管一世〃的状元，也在排斥他。他也许是用道教养身术来舔伤口吧。《年谱》尽量平淡地写了一句：“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假如他次年没考上进士，他也许真会一跺脚彻底遗世入山去了。他此时对政局，对自己的前程，对理学等等，都还是失望尚未绝望。

３．观政

弘治十二年，他28岁，春天会试，他本来入了一甲，因“徐穆争之，落第二，然益有声”（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谓落第二，是入了二甲，“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这个绍兴“性僻而野”的青年终于步入“承天之门”（即清朝“天安之门”，亦即天安门）。工部在东朝房，他当时的家在长安西街，跟他父亲在一起。观政，相当于见习实习。工部管都邑建设，治漕总河，铁厂织造，屯田铸钱，植树造林等等，对想发财的人来说是肥缺美差。历朝都属工部最富。但阳明一生不在乎钱，他想的是像流星一样划向天空，像李东阳那样一篇文章震撼朝廷，从而干一番大事业。他是个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创建功业的性急之人。明朝也是个可以靠一篇文章骤起也因一篇文章而倒血霉的朝代。

明朝的皇帝一遇大的异象，如地震，日蚀，水旱等等就下诏让群臣直言，提合理化建议。董仲舒吓唬皇帝的天人感应灾异示警的学说到这时才形式上当了真。王阳明在《陈言边务疏》的开头就先对皇上“遇灾能警，临事而惧之盛心”表示感动，因为皇帝这样做是以天下为重的最有诚意的表现。当然也有把皇帝当顺毛驴来抚摸的意思。下面的内容就像一篇“假如我是宰相”的征文。就宰相文章而言，王已很到位。但这些与时俱灭的话头，不必详加评说。倒可以作为了解王的“时代背景”来细看，自然也显示了王的政治艺术。“边务”是最让皇帝头痛的事情，不仅显示出皇权的限度，更暴露出大帝国低能的本质。阳明就从边务不振乃内务腐败这个关系展开他的宏论：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主要指内官）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狂；进言者，谓之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

这种议论可谓代代有人拼着老命都在讲，历代变法家，改革家都这样提出问题，说明这是顽症，是体制性结构性的病源性的病毒，实难革治又不得不治。直到慈禧太后西狩西安后也这样提出问题。

官场官场，官已成了“场”，所谓“场”是说在其中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是同源关系。早就有人说过：中国的官场，只有人事的变化而无制度的更新。朱元璋大杀百官，打掉了贪贿风、官僚气，也同样〃沮抑了正大刚直之气〃。官场中也有因因循误事落职的，但总体上还是因循最安全，遂成为不言之教。阳明想让皇帝把边务危机变成“改辕易辙之机”“痛革蔽源”，是个聪明的建议。但遇上刘备是个好主意，预上刘禅便是一篇废话。

弘治皇帝不算坏，但也不是什么有作为的主儿。再说越是根本性的问题越难以改变。阳明拿出八条措施，都是切实可行的高招儿。其基本“艺术”原则就是“转化”：顺势御马，让药物的力道推动原肌体向好的方向运转。他前一年学的《孙子兵法》都用上了。

这时他已意识到人们不肯“知行合一”，正是常理正道不得通行的根源，道理人所共见，不去做的原因却每个人都有一大套自己的小算盘。最常见的就是拉客观：“势有所轶，则委于无可奈何。事惮烦难，则为因循苟且。是以玩习驰废，一至于此。”他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兵部审议，“斟酌施行”。他耽心自己竭忠尽智的建白成为虚文，还真了解行情。已不再勤于政事的皇帝能否看到这篇新进士的大作，本身就是问题。皇帝有无足够的耐心和体力看或听完他这六千余字的高论，也是个实际问题。到目前为止，看到关于这篇《边务疏》效果的评论就是湛若水的《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这样几个字：“疏边务朝政之失，有声。”

自然，他白干的事情比他没白干的事情要多得多。令人佩服的是他上手就是个老油子。既非杜甫式的“高而不切”，也无李白式的华而不实；也不像李梦阳，唐伯虎那么赖兮兮的不着边际。当然，也没有进步到康有为，谭嗣同那样出手就与现行的行政机制不能合辙。在这点上他是个明白的现实主义者，切合实际的合理主义者。对政治这一经，他很“入”。既无书生之天真，更无学究之迂腐，我们几乎可以说他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兵学给了他实用智慧。

他“观政”观得很地道。初登政坛的人，均须学“规矩”，学圣贤书之外的“不成文法”，学一种摸不着看不见又确实存在或者说尤其存在的“道道”。官场学是中国所有学问中最“值钱”的学问。学不好它，即是废物，哪怕你学富五车；学好了它，哪怕你目不识丁，也是能员干才。若除去宦官这特种官，明代的情况还算好的，基本上以科举正途出身的文官为主。但这也只是使官场学的起点和档次显得高而险而已。这是一种对官场游戏规则的实战性把握，是实践性很强的规则不确定的“学科”。可以言传的是“掌故”，不可言传的是各种“故事”中包含的意味，把握它要靠“悟”。阳明自然是悟性极高的天才。

他在一篇与政治没什么关系的序文中坦白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态度：既不能“丧性”，也不能“失天”。尽管孔夫子罕言“性”与“天”，但每一个人都背着这个“二元论”。王阳明的“心学”打通了这个二元论是以后的事情，现在他能做的是坦然走上去。他说：“夫知而弗以告，谓之不仁；告之而蹋其等，谓之诬；知而不为者，谓之惑。吾不敢自陷于诬与不仁。”（《性天卷诗序》）至于知而不为之惑，是每个人都须为克服它而进行不歇的努力。他后来拈出“知行合一”之旨就是针对这一难题。

观政通过观“心”而得之是一以统万。若挨个儿去积累，今日观一事明日学一样，那是“逐物”，大明帝国的衙门成千上万，若按宋朝或清朝的章法，沿着六部的门楼罗旋式往上转，诚如龚自珍所讽刺的等成了宰相已到老耄之年，哪里还有精力和事业心？用阳明的话说就是：“铢铢而积之，皓首而无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当盛之年，以自奋于崇赫之地者几人？是几人者之中，方起而踬，半途而废，垂成而毁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谓之难乎？”（《贺监察御史姚应隆考绩推恩序》）阳明很世故地看透了官道难于蜀道的特点，李白也是借蜀道来象征官道或再抽象一步象征成功之道的艰难。但阳明擅长孟子标举的〃反手而治〃的辩证法，也信奉孔子“先难后获”的过程论，他说：“予谓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难，则其失之也必易；其积之也不久，则其发之也必不宏。”（《……封知州序》）丙辰年他落榜，他的朋友李邦辅派到柳州当知府，别人替李委屈，阳明却说：“夫所处冒艰险之名，而节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满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满之心，吾于邦辅之行，所以独欣然而私喜也。”（《送李柳州序》）。其识量过人，翻过一层去抓好转的契机，以此！在官场斡旋有个“老”其才的过程，火候不够，就会半途而废或垂成而毁，差点，差不多比差很多更遗憾罢了。这个观察是阳明年轻轻就告病还乡的另一方面的原因。

观政工部而上边务书，是他根本就不想按步就班往上“挨”的表现。在言官权重而活跃的明朝，以阳明现成的才具他适合大约也希望走这条路。他的朋友以礼科都给事中擢少尹京丞，他很感慨地为之“序”：“给事，谏官也。京兆，三辅之首也。以给事试京兆，是以谏官试三辅也。”“声光在人，公道在天下。圣天子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顾独不重哉？然则公京兆之擢，固将以信其夙所言者于今日，而又须大用于他时也。”阳明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自不待言。有深意的是，他将言官与实职的关系看成“知”与“行”的关系。既然能言之在道，则应该行道有成。“大用”，不只是个升迁的问题，更是个建立不朽功业的问题，“公卿大夫士倾耳维新之政，以券其所言，”这是“哲学王”的思路。

４．刑部里的名士

他观政工部期间被委派以钦差的身份去督造威宁王越的坟墓。他预演了一下自己的统御之才，将前些时读的兵书运用了一番。他切实感到御众之术关键是怎样编队，他用“什五法”来组织民工，让他们及时休息按时吃喝，一副仁将的派头。效果很好。休息时组织他们演练“八阵图”。他平生没掌过这么大的权，没管过这么多的人，现在，他能统帅这么多的人，让他们实地摆八阵图，比用果核摆，那情形与感受不可同日而语。

他直感到权力的作用，能运用权力才可能用众，能用众才能做大事情。

这个短短监工期结束后，循惯例，他担任实职，２９岁这年「弘治十三年」六月，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明朝各部的司前都冠以〃清吏〃字样，云南和另外一两个地区特别，是边民生事的多发点。他并不去云南，只是在北京的刑部分管来自云南的案件。但既然是部里的人，也有临时的差遣。他在《送方寿卿广东佥宪序》中这样描述刑部部属的工作：

士大夫之仕于京者，其繁剧难为，惟部属为甚。而刑曹典司狱讼，朝夕恒窘于簿书案牍，口决耳辩，目证心求，身不离于公座，而手不停挥于铅椠，盖部属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云南以职在京畿，广东以事当权贵，其剧且难，尤有甚于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无愧其职焉。则固有志者之所以愿为，而多才者之所以愿为也。

也是只要难而能获便算得其所哉。这个人好强，总怀着不遇盘根安别利器的胜利意欲，像曹操征乌桓闻敌增而益喜一样，想脱颖而出的人总是把难题当机遇。但越是英雄越怕内耗。庸人以耗为业，在耗中占够他们小算盘能算出来的最大便宜。因为他们那条弱智低能的下等生命，除了能耗别无能为，或者说只有在耗时，他们才算个人数儿。王接着说：

然而纷揉杂沓之中，又从而拂抑之，牵制之。言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然吾以为一有惕于祸败，则理法未免有时而或扰。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于祸败，吾恐圣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

这虽在论政，也是在论学：执法人的良知直接关乎执法的质量，但不顾关系网、不怕倒霉的大概只有圣人；一考虑个人祸败就得损害理法。这个“惕”字就是心念一动。人生所有问题都系于这心念一动。这是区别海燕和企鹅、鱼龙变化的关键点。身心之学就是要解决心念怎么动的问题。

这年「庚申」十月，他被派去提督狱事，他在《重修提牢厅司狱记》大诉其苦：所谓提牢厅是全国的总监狱，每个月都要一名主事去当值。1500年十月，正好轮到他。我们看到这个能干也肯干的人另有其名士派的一面，差不多象袁宏道诉县令之苦一样。这时，他一点也不象诸葛亮。他自言是天下最笨拙的人，平居无恙，一遇纷扰，且支离厌倦，不能应付酬酢，况且来让干这种多是非的工作，真感到疲顿憔悴，麻烦透了。秋绝之时，人怀疑惧，多变故不测之事。－－他在面对不想干的事儿时，他也是个怕事的。他感到这份皇差是天下“至繁、至猥、至重”的苦差事。

按阴阳五行学说，秋主杀，所以秋天是决狱的高峰期。他被派遣当班，不值得这么大呼小叫。心学家之小题大作的毛病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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