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委员会“公社战士”疗养院的旁边,是中心医院的大花园。疗养院的人从海滨回来,都从这座花园经过。花园的一堵灰色石头砌的高墙附近,长着枝叶茂盛的法国梧桐,保尔喜欢在这里的树荫下休息。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从这里可以观看花园林荫道和小径上络绎不绝的行人;晚上,又可以远远避开大疗养区恼人的喧闹,在这里静听音乐。
今天,保尔又躲到这个角落里来了。他舒适地在一张藤摇椅上躺下,海水浴和日光浴使他疲乏了,他打起瞌睡来。一条厚毛巾和一本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放在旁边的摇椅上。到疗养院的最初几天,他仍然处在神经过敏的紧张状态中,头疼的症状始终没有消失。教授们一直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一次又一次的叩诊、听诊,使他感到又腻烦,又疲劳。责任医生是一个大家都愿意接近的女党员,姓耶路撒冷奇克,这个姓很怪。她总要费很大劲,才能找到她的这个病人,然后又耐着性子劝他一起去找这位专家或者那位专家。
“说实在的,这一套真叫我烦透了。”保尔说。“同样的问题,一天得回答他们五遍。什么您的祖母是不是疯子啊,什么您的曾祖父得没得过风湿病啊,鬼才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压根儿就没见过他。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想叫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别的什么更糟糕的病。老实说,为了这个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脑袋。还是让我休息一会儿吧!要是这一个半月老这么把我研究来研究去,我就要变成一个社会危害分子了。”
耶路撒冷奇克总是笑着,用玩笑回答他,过不了几分钟,她已经挽着他的胳膊,一路上说着有趣的事,把他领到外科医生那里去了。
今天看样子不会检查了。离吃午饭还有一个小时。保尔在矇眬的睡意中听到了脚步声。他没有睁开眼睛,心想:“也许以为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但是,希望落空了,摇椅嘎吱响了一声,有人坐了下来。飘过来一股清淡的香气,说明坐在旁边的是个女人。保尔睁开眼睛。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耀眼的白色连衣裙,两条晒得黝黑的腿和两只穿着羊皮便鞋的脚,然后是留着男孩发式的头,两只大眼睛,一排细小的牙齿。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对不起,我大概打搅您了吧?”
保尔没有做声。这可有点不礼貌,不过他还是希望这个女人会走开。
“这是您的书吗?”
她翻弄着《叛乱》。
“是我的……”
又是一阵沉默。
“同志,请问您是‘公社战士’疗养院的吗?”
保尔不耐烦地扭了一下。“打哪儿冒出来这么个人?这算什么休息?说不定马上还要问我得的是什么病呢。算了,我还是走吧。”于是他生硬地回答:“不是。”
“可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
保尔已经抬起身子,背后忽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响亮的声音。
“你怎么钻到这儿来了,朵拉?”
一个晒得黝黑、体态丰满的金发女人,穿着疗养院的浴衣,在摇椅边上坐了下来。她瞥了保尔一眼。
“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您。您是不是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是在哈尔科夫。”
“做什么工作?”
保尔决心结束这场没完没了的谈话,便回答说:“掏茅房的!”
她们听了哈哈大笑,保尔不由得哆嗦了一下。
“同志,您这种态度,恐怕不能说很有礼貌吧。”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哈尔科夫市党委常委朵拉·罗德金娜后来不止一次回忆起他们结识时的可笑情景。
一天午饭后,保尔到海洋疗养院的花园去看歌舞演出,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了扎尔基。说来也怪,使他们相逢的竟是一场狐步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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