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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的开膛手杰克（第2页）

李三多歪个脖子，扬起脸看着他：“撤职的事情，不着急，我现在着急的是案子怎么能尽快侦破？你能不能给我个准确的侦破时间，一周？半个月？一个月？总不能拖到22世纪吧？”

就是个傻子都听得出李三多话中的揶揄，杜建平的斧头脸涨得像在火炉子上烤过一样通红。这段日子为了破案，他连家都不回，天天在办公室打地铺，指挥各路刑警出击，协调分局之间的工作配合，累得昏天黑地，现在眼睛和喉咙都是肿的，但是公安工作就是这样，出工出力未必出活儿。现在，李三多逼着他立军令状，杜建平心里有数，自己实在已经黔驴技穷，就连一直寄予厚望的刘思缈，眼下也一筹莫展。

如果再打肿脸充胖子，立下军令状，万一到期不能破案，多年栉风沐雨在刑侦一线拼出的这点名望和仕途，可就全毁了！

“我……我……”杜建平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建平……”李三多看他这副模样，摆摆手，“你……休息一下吧！”

“哐！”杜建平像塌方一样倒在座位上，虽然被免了专案组组长的职务，但一瞬间，他感到分外的轻松。

李三多对已然铩羽的杜建平不再感兴趣，把目光投向一直端坐的许瑞龙，视线有意在许瑞龙的身上停留了半分钟，好让会议厅里的人都看见。然后他把歪着的脖子“扶正”，一面扫视会场，一面冷笑着说：“建平不易，为了这个案子没日没夜的奋战，不过咱们当警察的，血流干了，汗淌尽了，辛劳苦劳拿算盘噼里啪啦算一大把也没用，我要的是功劳！要的是破案！在这里，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一个月之内，案子破不了，我一准儿要摘掉几顶乌纱帽！”

散会了。

这些平时趾高气扬的警察头头，此刻，一个个灰头土脸地鱼贯而出。李三多斜睨着门口，人都走净了，他摆了摆手，身高1米75的美女秘书识相地将门轻轻关闭。

空荡荡的会议厅里，只剩下了他和许瑞龙两个人。

“许局长。”李三多冷冷地问，“今天开会，你怎么一言不发？”

“李书记。”许瑞龙依旧端正着目光，“我觉得和你没什么可说的。对了，你不是说案子破不了你就要摘几顶乌纱帽吗？我等着呢！”

“老驴头……”李三多瞪了他半天，嘴里咕哝着，突然从椅子上蹿了起来，一面伸手戳他的肋条骨，一面恶狠狠地叫道：“反了你了，敢这么跟领导说话？不怕我专你的政么！”

许瑞龙大笑着左躲右闪，冷不丁拽住李三多的胳膊反拧过来，把他按倒在桌子上，一面笑一面问：“老猴子，服不服？还敢摘我的乌纱帽，还敢专我的政？信不信我把你裤子扒下来，让你那漂亮秘书看看你屁股蛋子是不是红的！”

“哎哟哎哟！疼死我啦！”脸贴在桌子上的李三多，龇牙咧嘴地说，“我投降，我投降……”

在市公安系统中，很少有人知道李三多和许瑞龙的渊源。

建国之初，许瑞龙的父亲——一向深谋远虑的侦缉队总队长许天祥，认为新政权动向不明，深浅莫测，为个人安全计，抽身避祸才是明智之举，留下一句“一仆不事二主”便挂印而去，回家后足不出户。

谁知，1949年10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期间，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发表了“放下思想包袱，为人民政权立功”的讲话，希望那些曾经供职于旧政权的警察们，只要对人民没有犯过严重罪行，并已经把历史问题交代清楚的，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公安事业中，并点名希望许天祥这位“京津第一名捕”出山，会后还亲自登门拜访，要他“不要有顾忌，当好祖国的钟馗”。许天祥非常感动，遂出任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

许天祥的儿子许瑞龙，打小就认识李三多，因为他俩住一条胡同。

整条胡同的人都知道，李三多的父亲曾经当过军统的大官，1946年3月17日，在陪同戴笠从青岛回南京的途中，乘坐的飞机在江宁板桥镇岱山所失事罹难。由于家庭的“特务背景”，建国后，一家人从一栋四合院里被清出，搬到许瑞龙家隔壁一栋低矮的平房里。

五十多年过去了，许瑞龙依然记得，年幼的他每到傍晚，蹲在胡同口的包子铺窗根儿下面闻那一缕肉香时，经常能看到鼻青脸肿的李三多摇摇晃晃地走进家门，然后门里面就传出几个女人的惊叫声和哭泣声。原来，李三多溜回了故居，站在门口大喊：“你家住的是我家的房子！”结果遭到新房主儿子的殴打，但是没过几天，他照旧溜回去，照旧大喊，照旧挨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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