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庸刚要说话,我拦住他:“不用,我们不打车。”
绕到出租车停放区的侧边,有许多泊州市区的出租车。我和周庸上了车,说到汽车南站。周庸问我,为什么机场一出来那儿不打车,跑这么远来坐出租。
我还没说话,司机回头看我一眼:“这小伙是聪明人啊,门口停的那些出租车基本都是不营运的,停在这里只是为了招揽客人,然后把客人倒手给泊州市区的出租车或者黑车,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咱正常打表也就一百多元,你们要打那车他们得收三百多。”
周庸:“就没人管吗?”
司机摇摇头,没再说话。
到汽车南站时,已经快下午1点了。我和周庸在汽车站坐车,先花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泊州市下辖的安通县城,又从县城坐了一个小时的小巴到感怀镇,等在感怀镇下车的时候,已经5点了。
周庸下车时都要吐了,说自己再也不想坐客车了:“徐哥,他们在燕市拐一孩子,卖到泊州来——这也卖得太远了吧!”
我说:“是,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买卖。”
感怀镇的空气很好,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二层小楼。我和周庸按照地址,问了几次路,找到了陈强夫妇的家——他们就是买了男孩的那对夫妻。
我和周庸在门口敲了敲门,没人开,我们就站在门口等着。这时路过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问我和周庸在这儿干吗,我说我在等陈家的人。
大叔说自己是邻居,就住旁边,问我们什么事。我说我们是记者,正在做一期拐卖儿童的调查,想问问他们从人贩子手里买孩子的事。大叔没说话,转身走了。
周庸问我:“徐哥,等会儿直接问他们认不认识人贩子?”
我说:“当然不能这么说,他们至今没孩子,也没领养,肯定有困难。从对方角度出发,人家才能理我们。”
天黑了,陈强夫妇才回来。
我说我们是记者,了解到前段时间他们买孩子的事,想问下,为什么不去福利院领养,而找人贩子买。这对夫妻一肚子苦水:“我们也不愿意啊,八万元,就这么打水漂了。”
他们很高兴有人来关心,让我们留下吃饭,我和周庸顺势就答应了。饭桌上,我问他们是怎么联系上人贩子的?是否知道人贩子的下落?一般来说,人贩子是这么做生意的:他们会先找一个对孩子需求比较大的地方,在这里持续地卖孩子,直到这个地方被满足,再寻找下一个地方。
他们表示不知道:“那人贩子就是碰见的,不是我们主动联系的。”
我看到陈强夫妇说不知道之前,做了一个眼神的交流——他们在撒谎。不交代人贩子的联系方式,很有可能是,他们还想再买一个。
我吃了几口饭,说要去卫生间。陈强指了一下:“二楼右边的那个门就是。”
陈强家是个二层小楼,一楼是客厅、厨房和一间卧室,二楼是两间卧室和一个卫生间。我放轻脚步,悄悄在二楼找了一圈——屋里没有电脑,有一本笔记本,还有一个固定电话。
我翻了翻笔记本,里面记录的都是茶叶出售的账目——感怀镇是出名的茶叶产地之一。翻完这本账,我没找到和人贩子有关的信息。固定电话上有些通话记录,我把号码都拍下来,掏出口香糖嚼软,粘了个微型录音器到床头柜底下。到卫生间冲了下厕所,我就下楼接着和他们一起吃饭。
吃完饭,我跟陈强夫妇说今天太晚了,明天再来聊聊,就和周庸去了镇政府附近的旅社。
到了房间,我把窗帘拉上。周庸问我拉窗帘干吗。我说:“有人跟踪,刚才咱往镇政府这边走的时候,后边有个车一直跟着。但应该不是专业的,开得特别慢,大灯一直晃着咱俩身后。”
周庸:“是人贩子吗?”
我说:“不知道,但应该和这事有关系,咱这两天得注意点。”
我把拍下来的通话记录,发给了线人小K,让他帮忙查一下这些号码是否有问题。一个多小时后,小K打电话回来,说这些电话看不出问题——都是本地的电话。在自己家乡做人贩子的很罕见,警察太容易查证,人贩子应该不在这些电话里。
第二天中午,我们又到了陈强夫妇家,四个人一起吃了顿饭。周庸按照我们昨晚商量好的,不停地问陈强夫妇一些问题,我借机四处观察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我猛扒两口饭,再次借口上厕所,去二楼拿回微型录音器,发现床头柜上摆了几份报纸,其中有一份叫《泊州鬼故事》。我看了两眼,越看越觉得不对劲,就拿出手机,把这报纸前前后后每页都拍下来,然后下了楼。
再没找到其他线索,我们告别了陈强夫妇,回到旅社。
录音笔。录音笔的内容不能当作证据使用,但可以震慑他人
进了房间,周庸问我找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拿出手机,给他看报纸的照片,他翻看了一会儿:“没看出来啊,徐哥,哪儿奇怪啊?”
我告诉他,这是份假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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