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13 受伤的野兽（第1页）

生母走后，我的血液还在沸腾。她想什么？想要我飞奔到她的怀抱里？我还在思索着刚才的冲突，眼睛盯着她留在我床上的那包衣服。房间的门又一次被打开了。哦，不！不要再来看我了！我的小桑德里娜已经被送回了育婴室，我不想见任何人。但这次来的是护士，她身边还有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士，胳膊下面夹着一个公文包。“您好，您是昨天夜里生产的？”她问我。

“是……”

“您来自于社会中心？”

“是……”

“之后您去单身母亲接待所？”

“……”

“去那边之前，您知道您要去疗养院吗？”

我并不知道疗养院是什么，只是傻乎乎地点点头，假装听懂了她的话。事实上，那里不过是像我们这样的母女可以在复工前度产假的地方。生母走后，我还处于防备状态，我怀疑所有人。这位女士继续说道：

“所以您之后可以去单身母亲接待所，或者您还有别的解决方法？”

“我可能去我姐姐那儿……”

事实上，我还没有问自己究竟在哪里抚养女儿。同往常一样，我等着成年人们替我做决定。

“但是，您知道的，您可以不带孩子，独自离开这里。在您找到解决方案之前，孩子可以被放到接待家庭那里。”

“接待家庭”……这几个字直接冲撞了我大脑中的某个未知地带，开始无规律地横冲直撞，越跳越快，每次弹起都变得更丑，就像是个没完没了的哈哈镜游戏，最后变得奇形怪状。接待家庭。我的头发晕，我用自己都不太能认出来的严肃而冷漠地语气回答道：

“我不会留下孩子自己走。”

“您知道吗，我们可以假装您匿名分娩，之后把孩子交给社会救济机构，让孩子被领养。”

最后的这个词让我脑袋里的哈哈镜在巨大的嘈杂声中碎片飞溅。我拿起她刚刚放在我床上的公文包，扔到了房间的另一端，像受伤的野兽一样大吼：“我绝不会让别人带走我的孩子。你们听见了没有？！绝不！”我从床上跳起来，对着她大喊。我的口中只有一个词：“绝不，绝不，绝不，绝不……”

这位社会工作助理可能是出于善意来帮助我、救济我，但在走出我的房间时，她一定被吓坏了。当她蹲下身捡地上的文件时，我继续吼叫着。她最后跑着离开了房间，还低着头，一定是害怕我朝她脸上扔东西。几分钟前，我刚用一个眼神赶走了我的生母，现在又像护崽的母狮一样怒吼。这当然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反抗，也是我第一次反对大人做的决定，我挑战了权威。这位女士说的话可能只是一个建议，一定的这样。但十九岁的我却把它们视作是威胁，我的反应就是死里逃生的动物的反应。

在我离开妇产医院时，桑德里娜出生八天。我首先去了克利希市政府承认这是我的女儿。女秘书按照我口述的信息填好了文件。姓氏：皮埃尔-迪·居道尔吉。名字：桑德里娜，多米尼克（跟我几个月前在生母家见到的小妹妹一个名字），还有安德烈（和她的爸爸一样，我的帅消防队员）。父亲的姓名？没有父亲。她划了个横线，写“父亲未知”。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奇怪，因为安德烈并不是未知。不过我也感觉到了一丝宽慰。“啊！以后，他们再也不会从旺斯过来把孩子从我这里带走了。”之后，我拿到了出生证明，我又一次体验到了那种神奇的感觉，觉得自己成了大人。我有一个可以付出爱的对象了，我对她来说是有用的，她可以依靠我，她跟我一个姓氏，我会为她而骄傲。是的，确实如此，我没有很多钱，只有社会保障的每日补助。但我对自己没有任何怀疑。我是一个大人了。离开市政府之后，我去福瑞盖尔街看望了姐姐。我们一起吃饭，我们俩完全被我的小桑德里娜吸引住了。她太漂亮了！

傍晚时分，我乘出租车回到了疗养院，正如社会工作助理所建议的那样。大楼坐落在维西涅的一个公园里。这儿的环境还算怡人。工作人员给了我一个带摇篮的房间。不过，这里有很多女孩，因为不想或者不能照顾自己的孩子才来到这里。这儿充斥着被遗弃孩子的哭声。来到这里的第二天，我被看到的场面刺激到了：孩子们哭喊得都快背过气去了，他们的妈妈却视而不见，不愿意花一点时间俯身去摇篮边安慰一下孩子。更糟糕的是，我看到她们在给孩子换尿布时，一脸的嫌弃厌恶，这让我气愤。很快，在疗养院中，我就有两个，有时甚至有三个孩子需要照看。妈妈们更喜欢溜出去逛街或是和情人们一起。我当时不知道这里的很多女人都是被强奸、殴打、抛弃的，她们的父亲乱伦，母亲施虐。我也不知道她们的行为其实反映了很深的创伤，对她们来说，成为母亲既是谜题又是灾难。如何让悲剧不再重演？如果只经历过恶，又如何能避免恶？如果成长在仇恨中，又怎么能想象出爱的典范？这些未婚妈妈一定是被可怕的选择逼向了绝境：要么逃离，要么延续儿时起就在其中挣扎的不良家庭模式。在这两个选择之间，逃离可能是最明智的选择。“等我长大后，我会有很多孩子，我不会像家人对我那样对待他们，我要给他们所有我不曾得到的善待。”我呢，正是这句魔咒让我决定不再重复自己所经受的一切。可几年以来，这句儿语足以让我远离那个疯女人的利爪吗？我会成为一个好母亲吗？我对此显然一无所知。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不会像这些不称职的母亲一样。

一天，我正准备给桑德里娜换襁褓，一位育婴员问我有几个孩子。“这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傻乎乎地回答。“好吧，那您估计有很多的弟弟妹妹。”她大笑着对我说。这位夫人之所以这么问也是有道理的，我确实应付得很好。晃摇篮，裹襁褓，哄孩子，我只是重复了九岁时照顾玛丽-弗朗丝和罗伯特时学会的动作，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但我并不能掌控一切。哎，我很快又要有苦头吃了。

来到维西涅快两个月时，我癫痫又一次发作。还是同以往一样。我在医院的床上醒来，别人问我一堆问题，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是怎么被送去急诊的。这就像是个黑洞，医生们又一次表现得惊慌失措。这是1973年1月，我还是不知道自己患了癫痫。我于是又要被验血，接受已经做过上千次的其他检查。但我耐心地对待自己的病情。醒来后唯一让我担心的就是：我的孩子在哪儿？我问我身边的人，医生，护士，助理护士，所有人。医护人员的话让我放心了。“您别担心，育婴员们把她照顾得很好。”他们向我重复道。我至少要待在医院四十八小时接受观察。因为还是未成年人，我也没有别的选择。最后出院后，我已经两天没有合眼了。离开我的小桑德里娜，我根本就睡不着。我担心得要命。

回到维西涅之后，我赶快回到房间，却发现摇篮空了。我差点就晕倒了。孩子在哪儿？她的东西都不见了。我疯了似的在走廊里跑着，纠缠着几个育婴员问了一堆问题，经过每个摇篮都俯身看看是不是他们把我的桑德里娜跟别的孩子弄混了。我变得歇斯底里。最后，面对我的哭喊，负责人给了答复：“我们把桑德里娜送到了安东尼的托儿所。母亲不在时，我们无权监护她们的孩子。”

失眠、担忧和刚刚经历的癫痫让我筋疲力尽。我的双腿已经支撑不住我的身体了。我踉跄着，每走一步都几乎要跌倒。然而，我在地铁道里跑得飞快，为了能尽快到达安东尼。经历了一个小时的路程，我终于到了托儿所的门前，我又急又冷，边按门铃边跺脚。对方告诉我现在不是来访时间。我急疯了，坚持着。最后，有个人来看我。我的脸色一定很衰败，疲惫和压力都写在了脸上。“我刚出院，想要接我的女儿，桑德里娜·皮埃尔-迪·居道尔吉。”我连环炮似的一口气说出这些话。而我得到的回答像是一记打在肚子上的重拳，让我屏住了呼吸。“您的女儿已经被送去接待家庭了。”我的心碎成了渣。我的女儿在接待家庭？这不可能，这是个噩梦。社会工作助理来妇产院建议我把桑德里娜送去接待家庭时，我把所有的文件都扔到了她的脸上。现在又有人背着我做决定。虽然我一腔热血想要避免童年的混沌再次发生，但突然间，我觉得命运对我和女儿穷追不舍，让我们重蹈家庭的不幸。我试着重新解释了自己的情况，但句子总是被呜咽声所打断，我觉得自己快窒息了。

奇怪的是，这位女士的声音最后让我有了些许平复。“您冷静一下，小姐，冷静一下。”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如果要把女儿还给您，需要三个文件：证明您是她母亲的文件，您负责人的身份证件，因为您还是未成年人，还有一个居住证明。”

“您下午把这些都带来，行吗？”

“好的，我向您保证。”

一小时后，我来到了生母的住所前。跑着爬上了七层楼之后，我不断敲打着她的门。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问她要什么。我听到门开了，于是推开了门。“我需要你写个东西给我，证明我和女儿都住在你家。”我应该表现得更客气些，但我不想让她觉得她有所选择。几秒钟的时间，我看到她想要找借口却又找不出。她结结巴巴说了几个词想要争取时间，但我不给她喘息的机会。我甚至准备好在需要时把一把刀架在她脖子上。“别担心！我绝不会来跟你住的。给我写个证明！”

此时，多米尼克走进了房间。她都听见了。“妈妈，好啦，给她写个证明。”她小声地说。在我生母写这份该死的文件时，多米尼克穿上了外套。“我跟你一起去接孩子。”她对我说。顶撞她母亲的权威，帮我这么一个在困境中的外人，这不是个简单的决定。我没料想到会有这样一个表露出姐妹情谊的举动。

我们到了之后，托儿所的负责人看了我给她的三份文件。终于允许我把女儿带走了。我看到她穿着一件红色的马甲裙，黄色的小毛衣和白色的圈袜。这会是六英寸长的白色氨纶短袜吗？纷杂的回忆又浮现在我眼前。另一个疯女人的面孔又出现了几秒钟。但我的孩子在冲我微笑。我感觉到在我离开期间，她被照顾得很好。我甚至觉得她长胖了，健康得很。她看上去很开心。离开时，负责人递给我一张宝丽来相片，是接待家庭为桑德里娜拍的。照片上，我的女儿在浴室里，躺在育婴台上。一双女性的手正准备把她抱起来。她穿着黄色的连体服，我的女儿微笑着。这张照片先是让我感到宽慰，进而又让我有些眩晕。如果这位养母比我更好怎么办？无论如何，我也正是在接待家庭中才尝到了母爱的滋味。这个想法在一阵战栗中穿过我的脑海。我怎么可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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