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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这时候，后党首要分子刚毅、载漪、徐桐等人准备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即所谓“扶清灭洋”，另一派以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为首主张*义和团。6月份，义和团蜂拥踏入北京，清政府几乎为义和团所控制，张之洞、盛宣怀惶恐不安，提倡东南自保。7月初，清廷命令将流放到新疆的张荫桓正法。在如此靡乱的环境中，仍不忘报一箭之仇。同时调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和洋务大臣，与各国商请停战。7月份，唐才常在湖北、湖南一带谋划起义，事败被捕，旋遭杀害。

……

所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帝制改良”并不存在，不可能存在一种最大的改良，已经发生的是要将改良派赶尽杀绝。

事实是，不革命已经处在专制当中。立宪的步伐简直没有，还说什么“不可谓不快”！腐儒们不知，如果康有为不跑，他的脑袋都没有了，还说什么政治平衡呢！

可是，谁也没有面向清政府引颈受戮的义务！

绝不能把一切的暴力等同于国民革命，革命者其实并不是只有革命狂。哪怕是曾经的统治者，只要他在追求一个和平且有尊严的未来，革命党就是他的朋友。那些靠贪污、欺骗和钳制异见保住权势的人，他们肯定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而只要他们愿意松手，革命者就会帮忙。

但是清政府自始至终都在与党人为敌。那些什么“辛亥革命搞糟了，不然就君主立宪了”之类的夸夸其谈，欺世盗名，究其实质，也正是对清朝的历史太过无知所致。将近三百年的清政府的进攻、统治的岁月，就是一部血迹斑斑，充满了屈辱和丑恶，充斥了无数蹂躏*和血腥黑暗的历史。

清末十余年间，各色人等均把宪政、改良、变法挂在嘴边，慈禧的“变法改制”指向巩固集权专制，康有为的变法改制指向以布衣为卿相，袁世凯的变法改制指向实力专权，孙中山的革命指向真正的政治现代化，即*化。

《自然政治论》阐发自由的价值（1）

康、梁一心想做成宪政，却在路径选择上歧出偏颇，尤其康先生，终生不改，以致走入魔道。如果他能吸取霍尔巴赫的思想，他会不会有所改变呢？实在也难说得很。万事皆由天注定，至少对于性格的形成特别是这样。

霍尔巴赫是1723年到1789年间的人物。他写了一本书，叫《自然政治论》。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界，他也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他的书读起来处处有豁然开朗的感觉。独出心裁，才智洋溢，叙述从容而有力。

真正的思想，并不因时代的推移而失却色泽，也不因世代的变换而漫漶其意义和重量。

虽然说，书中从“自然法”理论出发，批判当时国家制度、政府、社会、司法行政、外交政策和伦理道德诸方面，同时致意治国安邦的原则，企图建立起一个“理性的王国”。

其实呢，他这本书是在论述自由、专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以及对国政和人生的影响。他是那样的敏锐，灼见迭出，精彩绝伦。对专制的为祸之烈，甚至不待《一九八四》或《通往奴役之路》之问世，就已痛入骨髓。

最精彩的是第五讲，论滥用国家权力，论无限专制的君主政体，向反理性的蒙昧主义、褊狭主义和独断的教条毫无保留地开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句每一段都是富有洞见的论断或分析。“人从本质上都是自己爱自己、愿意保存自己、设法使自己的生存幸福的；利益或对于幸福的欲求就是人的行动的唯一动力”。个人利益不仅是人的行为的动力，而且是伦理学必须予以接受的一个既定“事实”，是道德大厦赖以成立的基础。

阿克顿公爵的名言：权力趋向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化。其意，霍尔巴赫此书中即有精警论述。专制制度祸害无穷，它毁灭一切公道原则。*无能的大臣你方唱罢我登场，严重折磨、伤害社会，人皆为牺牲品。美德与才能往往向隅，而道德败坏、阴谋诡计则屡获君主垂青；国家政治是在执行刽子手的功能。

理性、自由、*、仁爱的积极价值——他相信这是人类生存的永久价值。他断言，一己所希望得到的一切就是他应该为他人所做事情的标准，这里涉及自由、天性和社会契约的制衡原理。由此经验和原理来安放人的权利及制度框架。从这里，他也在不同的篇章里面厘清了自由的概念，自由和任性、为所欲为的本质区分，自由的标准应是整个社会的福利。

他推崇简明的政治原则，反对形而上学的概念迷途。其深入浅出之处，如谓专制君主犹如顺之则喜、逆之则怒的儿童，以一己脾气颠倒毁灭一切。专制造成无知，而这正是社会恶习和灾难之源头。他论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以及克服不平等的方法，须仰赖制度设计。至于法律体系，它在专制政治条件下，那就会成为*的工具，暴君的赏识成为法官追求的唯一目标。反之，人民享受的自由越多，法治的空间就越大。

社会成员之所以道德败坏，原因在于社会有缺陷。科学、艺术、工艺、才智，这些都是自由的产物，在专制之下，它们都枯萎了、退化了。它们被用以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出卖灵魂的文学艺术于是兴起。天才之翼被钉死，人民选择娱乐的自由也随之失去。反之，在自由王国里，这一切就会充满生机。

以不同的小单元，他论述了专制制度对风俗制度的影响，专制君主的麻木不仁影响人民的性格，专制制度的功效——导致自己灭亡以及东方专制制度的成因。　txt小说上传分享

《自然政治论》阐发自由的价值（2）

他得出结论说，专制制度甚至不能被称为政体。为什么呢？因为它只不过是国王对不幸的人民恣意妄为的手段罢了。他反复强调这样的意思：国家的目的并非统治人，更非以恐怖羁人；相反，是为了使人免于恐惧，人间互不伤害。国家的目的，应是以谋求自由、促进发展为鹄的。

霍尔巴赫这本书，其警策之处，和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各有千秋。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说，“把意见当做罪恶的政府是最暴虐的政府，因为每个人都对于他的思想有不可夺取之权”（中译本第255页）；“自由判断之权越受限制，则离天性愈远，因此政府越变得暴虐”（第277页）；在*的国家里，迷信的野心家不能容忍有学问的人，极得一般人的欢迎，以致他们的话比法律更为人所重视（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第274页）。霍尔巴赫则说“无知、谬见和谎言是人类社会蒙受灾难的真正原因”。虽就不同的侧面发言，到底英雄所见略同。

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说，统治者越是设法削减言论的自由，人越是顽强地抵抗他们。抵抗统治者的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高尚道德与品行，更为自由的人。

自由久被剥夺，人民全无保障，这样的境况，社会气息必定是压抑闷塞，暮气笼罩，沉沉如一盘散沙。所以，“反抗暴君政治的起义是正义的”（《狄德罗选集》第2集）。

*本身是盲目的，它容不得知识渊博的人民。暴君甚至对思想也总是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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