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未曝光的凶杀案（第1页）

霍迪克先生说：“这让我想起一个案子。这个案子经过了周密的策划和精心的安排，但恐怕你不会对它上心，因为它还没有一个妥善的结局，它背后的秘密也没有浮出水面。总之，如果你不想听就照直说，我也到此为止。”

“你可能知道，我住在维诺赫拉迪的克鲁斯伯克街。那是一条很短的小巷，巷子里没有酒吧，没有洗衣店，也没有杂货店。住在那里的人大多晚上十点就上床睡觉，只有年轻人喜欢在家里听无线电收音机，到晚上十一点才上床。那里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守法的纳税人或二级公务员，此外还有几个养金鱼的人、一个班卓琴手、两个集邮者、一个素食者、一个巫师、一个信奉神智学的旅行推销员。再就只剩下女房东了，其他人可以从她们那里租到干净整洁、配备齐全的房间，还能享用她们提供的早餐，这就跟租房广告里说的一样。

“那个信奉神智学的男人每周都有一天（通常是星期四）直到午夜才回家，因为他忙着跟神灵交流。每个星期二，那两名金鱼行家也是午夜才回家，因为他们去参加了水族联盟的聚会。他们站在灯柱下讨论胎生鱼类和龙睛金鱼。三年前有一个喝醉酒的男人走过这条街，但估计他住在其他地方，只是在这里迷了路。以前还有一个名叫科瓦连科还是科皮泰科的俄国人每天晚上十一点一刻都会在回家途中经过这里。他是个身材矮小、胡须稀疏的男人，住在克鲁斯伯克街7号扬斯卡太太家里。没人知道这个俄国人是如何谋生的，但是他总是窝在家里，到下午五点才会拎着公文包到最近的车站坐有轨电车去镇上。十一点一刻他会准时出现在那个车站，然后走向克鲁斯伯克街。后来有人说这个俄国人习惯在下午五点光顾一家咖啡馆，在那里他会与其他俄国人谈天。但是其他人说他不可能是俄国人，因为俄国人从来不会那么早回家。

“去年二月的某一天，我正打瞌睡，突然听到五声枪响。刚开始我像小孩一样玩心大作，在自家的院子里甩了一鞭子，这一下发出了不小的声响，令我非常欣喜。但是我一下子醒悟过来，意识到刚才是有人在街上用左轮手枪射击。于是我赶紧打开窗户，看见克鲁斯伯克街7号前面有一个手拿公文包的男人面朝下躺在人行道上。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传来嗵嗵的脚步声，一名警察出现在那个角落，他跑向地上的男人并试图抬起他，但力气不够，只好又把他放回地上。警察说了声，‘该死的！’然后吹响警哨。就在那时，另一名警察在另一个角落出现并跑向中枪者所在的角落。

“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我快速穿上拖鞋和外套跑了出去。在路上我碰到了住在这条街上的素食者、班卓琴手、一个金鱼行家、两个看门人和一个集邮者。其他人只是隔着窗户看，他们吓得牙齿发颤，心里想着：‘如果我出去，很难说我会不会卷进麻烦里。’此时两名警察已将中枪者翻了个身。

“我吓得牙齿发颤，说道：‘啊，这是那个俄国人，名叫科瓦连科或科皮泰科，就住在这条街上扬斯卡太太家里。他死了吗？’

“其中一名警察似乎不知所措，他说：‘不知道，我们应该叫医生来。’

“同样吓得牙齿发颤的班卓琴手问道：‘为什么还让他躺在这里？’

“此时已经有十几个街坊聚在那里，他们都又冷又怕。两名警察在中枪者身边跪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们松开了他的衣领。这时候一辆计程车在这个街角停下，司机走下车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可能他希望这是一个醉汉，这样他就可以载他回家。

“他亲切地问道：‘你们怎么都在这儿呢？’

“素食者结结巴巴地说：‘有人中——中枪了。让他上你的计——计程车，你带他去医院。他可能还活着。’

“计程车司机说：‘啊呀！我可不喜欢这种乘客。但是，等一下，我把车开过来。’然后他慢慢地走向他的计程车并将车开到我们所在的位置。他说：‘抬他进来吧。’

“两名警察费力地将这个俄国人抬进计程车。司机万般无奈，运尸体可不是什么好事。

“先到的那名警察对另一名警察说：‘喂，老兄，你带他走，我要记录目击者的名字。’他又转头对司机说：‘司机，带他去医院，开快点。’

“司机发牢骚地说：‘开快点，我这烂刹车可没问题。’说着他将车开走了。

“先到的那名警察从胸前口袋里掏出一个笔记本，说道：‘先生们，你们要告诉我你们的名字。这只是为了取证。’然后他在笔记本上慢吞吞地挨个写下了我们的名字。他的手指可能冻僵了，但是在他写完之前我们都快冻死了。我回到房间时是十一点二十五分，所以整件事应该是持续了十分钟。

“我估计要是陶西格先生在这里就会觉得这件事没什么新鲜的。但是陶西格先生，你要知道这种事在我们这种名声很好的街上发生就是一件天大的事。邻近的街道好像沾了什么光，告诉每一个人这件事就发生在哪个角落。而稍远些的街道假装若无其事，但我告诉你，他们实际上又愤慨又苦恼，因为这件事不是在他们那里发生的。后来事情又发生了几次转折，他们只是不屑一顾地说：‘那里应该是有人死了，但也不一定是真的。’这只是他们嫉妒的表现。

“你可以想象，第二天我们一整条街的人是怎样迫不及待地要去看晚报。首先我们想了解这起凶杀案的最新情况，其次报纸上肯定会有一些有关我们街道及街道所发生事件的报道，想到这点就让我们高兴。众所周知，人们最喜欢报纸报道他们亲眼所见的事情，也就是那种可以让他们做目击证人的事件。比如说有一匹马倒在这条街上，导致交通停滞十分钟。如果报纸没报道这件事，这件事的目击者就会牢骚满腹，然后把报纸丢到角落里，认为这报纸糟糕透顶。他们认为自己是事件的一部分，但报社却认为这件事不值一提，这让他们几乎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依我说，报纸报道本地新闻的唯一原因，是本地事件的目击证人如果没有在报纸上看到相关报道就会很生气，然后他们就不会再买报纸了。

“告诉你，我们发现没有一家晚报提到我们街上发生的凶杀案，这简直让我们目瞪口呆。我们牢骚满腹，这些报纸报道了各种丑闻和政治上的烂事，甚至还报道了有轨电车与独轮手推车相撞，但就是没看到有关这起凶杀案的新闻。总之这些报纸很差劲，简直糟糕透顶。但是集邮者突然想到警方也许不让报纸现在报道此事，这样就不会影响他们办案。这种想法让我们的心绪安宁了，同时也让我们更加好奇。一想到我们住在这样一条有影响力的街道上，而且我们是这样一起神秘案件的目击者，我们就骄傲不已。但是第二天报纸上还是没有提到这件事，而且警方也没有派人过来调查。更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人去扬斯卡太太家调查，至少也应该封锁那个俄国人以前住的房间吧？这让我们十分震惊。班卓琴手说也许警方想隐瞒整件事。他补充说：‘天知道这事情背后有什么秘密。’

“由于报纸没有报道我们街上发生的凶杀案，街坊们开始抗议：他们认为一定要做点什么，那个俄国人是他们的街坊，他们很乐意把这件事追查到底；街坊们明摆着正在受苦受难，这里的铺路和照明都非常差劲，如果这里住着一位议员或者报社记者，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像这样的牢骚数不胜数，愈演愈烈。因为我在这条街住的时间最长，而且我也不是别有用心之人，街坊们就叫我去警察局当面指出警方处理这起凶杀案的方式有多么让人反感。

“于是我就去找巴托谢克警长。我对他还有点熟悉，他是一个忧郁的人。他们说这是因为以前他失恋了，失恋后他才进入警察局工作。我对他说：‘你好，先生，我只是来问问克鲁斯伯克街的那起凶杀案调查得怎么样了。街坊们都在想警方为什么把这件事弄得如此隐秘。’

“警长问道：‘什么凶杀案？我们这里没接到凶杀案。那条街是我们的管辖范围。’

“我向他解释道：‘哦，几天前一个名叫科瓦连科或科皮泰科的俄国人在街上遭人枪击，有两名警察去了，其中一名警察记录了目击者的姓名，另一名警察招计程车带那个俄国人去了医院。’

“警长说：‘你在说些什么呢？我们这里没接到报案。肯定弄错了吧？’

“我说：‘至少有五十人都看见了，我们都可以证明——’我开始生气，‘警官，我们是品行端正的市民，如果你要我们对这件凶杀案守口如瓶，我们一定会尽力配合，就算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是说真的，那样残酷地射杀一个人，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我们会写文章发到报社。’

“巴托谢克先生表情十分严肃，让我很害怕。他说：‘喂，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于是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事情的经过。他压抑着怒火，脸都变紫了。但是当我说到先来的那名警察对另一名警察说，‘喂，老兄，你带他走，我要记录目击者的名字’，他先应了一声，然后咆哮起来：‘我知道了——他们不是我们的人。该死的，你们为什么不把这两个人交给警察？常识应该告诉你们穿制服的警察绝不会互称‘老兄’。便衣警察可能会这么叫，但是穿制服的警察永远不会这么叫。你们这群该死的蠢货，你们应该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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