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11蒙方下65（第1页）

这个阶段，其实依然是“施恩”的故事。

这里是张都监在尝试施恩、武松在受恩。对来自朋友性质的施恩，武松是给了反馈的；但对来自上司的施恩，武松的表示其实一直有问题。与他人对比，从在阳谷县开始，武松被提为都头，第一个小问题就是只表示感恩、不许诺回报；知县安排武松去办事，武松和知县谈自己也打算去东京玩玩，这是拿知县当朋友随意沟通、不拿知县当上级对待；老管营施恩时，事情全都做在暗处，不指望回报；当然对其明面上的明确需求，武松虽然一开始任性，但最后还是认真处理，给了反馈；而对张都监这一领导模式的施恩，武松则又是只在心领，一言不发、一行不表，甚至言行受只有他自己明白的因素的影响，导致与内心并不统一，对多次拉拢每次都不给予明确的响应。武松心里，职位高的人似乎不比其它人更高一等，而“朋友”，大概是武松心中地位的最高等级。

张都监作为一州的兵马都监，地位在孟州是算的上号的；“施恩”十多天、在中秋夜密集地连续“施恩”都得不到期待的明确响应，反而看着武松似乎显得傲慢、不愿承诺、私自蓄财、多次默言婉拒自己的拉拢。张都监爱惜自己高层领导的颜面，并不像老管营那样愿意按下自己态度去交谈，那拉拢不得选择翻脸自然也很正常：凭什么继续不断给一个看起来不上道的武松更多机会？就凭他一个“义士”的身份？先不说武松打了蒋忠到底算不算义士所为，就算道义二字在张都监眼里、在官场资源分配上能占几分理？张都监对义士武松施的了恩，当然也能对囚徒武松施的了罪。

不知道张都监事实上是否有在武松和张团练之间犹豫过，但到武松走后，张都监已确定安排，把武松骗到后花园里，拿板凳一跤绊翻捆上，认做是强盗。武松不当是计，自称是好汉不干贼事。张都监让打开箱子，“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银酒器皿，约有一二百两”。“武松见了，……只叫得屈”。

这段文字，现存版本里，我怀疑“银酒器皿”、“赃物”、“也自目睁口呆”有可能是后人添加的。因为武松原本的行为里，“外人俱送些金银、财帛、缎匹等件。武松买个柳藤箱子，把这送的东西都锁在里面”，本身就能构成赃物条件。至于送的什么，如果张都监有心算计，那实际上都可以由他安排，他本来就能知道武松箱子里有些什么东西，不需要临场再拆换一套——这是前面伏了笔的。自己安排人给武松以公事为由送东西，武松走不出都监府去，他自己住处只有一个耳房，放东西的地方只有新买的一个箱子，那能在哪里？而且一二百两银子，以书中惯例，找都监办事、以亲随身份收的银两，或别人认为武松会转给张都监的银两，一二百两用不了几回事情就能塞足。所以这里有说书人自己添加改写、反而导致没用上前面伏笔的可能。

当然，改了之后也可以解释，之前“但是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武松对都监相公说了，无有不依”确实不是张都监的安排，那张都监需要在武松跑到后花园找一圈、再被打到厅前这么短短的时间里拿预备的东西把武松箱子里的东西开锁替换一遍（如果是武松去后堂喝酒时操作，那武松酒后回房里脱了衣裳，搞不好顺手开一开箱子看看，张都监就有计划失败的风险）；而如果不改，那这部分写的就是张都监早把武松算在里头，十多天时间凑齐了赃物，看武松收钱不把大头给自己、行为没有投诚表现，就直接用上。武松自己钻的套，对着这些东西也无从解释。而且这样的话，连找武松“央浼”的“公事”可能都是张都监安排好的，那当然张都监对自己“无有不依”，连这个都是假的。而按现在留存的行文，张都监需要临场干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并且在过去的十多天里真的按武松的意思去处理随机发生的一些公务，其实这计划反而要难执行的多。当然，都可以成立。

捉贼捉赃，武松有口难言，张都监对武松破口大骂“众生好度人难度”、“外貌像人，倒有这等贼心贼肝”；这些话很难说完全没有真实情绪在。武松没搞清情况，还在徒唤冤屈——比林冲反应慢得多了。案件被送去知府，张都监用了钱；武松才意识到没戏，坚持不了好汉名声，不再平白挨打，回过味来，按张都监的意思招供，想保存身体性命。

施恩父子在官场也有人脉，施恩获得了消息，找父亲作稳妥商议。老管营猜出了实情，同时判断偷盗罪不至于死刑，那么首要的是防止张都监在牢房里面暗地里动手，所以优先要买通牢房，先保命再说。

施恩带了一二百两银子（参考折算二至四十万元）来找康节级，没见到人，直接让家人去办公地点找回家，尽心尽力。康节级也给施恩透了底，并出了主意。牢里头康节级维持，让施恩找叶孔目别拖着不结案。施恩给了康节级一百两银子（参考折算二十万元）；回头再找人搭桥，给了叶孔目一百两。钱已到位，可以拖两个月的牢期；施恩办妥了外面关系，再亲自进牢给小牢子贿赂、给武松送饭、送信息。武松在牢里对施恩的行动本是没有期待的，原本准备犯罪越狱，现在有了外援，可以慢慢计划。

施恩来的太频繁，漏了风，张都监出钱让知府加强牢房纪律。时间过去，知府知道自己收的钱少，因分赃不均，只判武松回老家，打二十杖，赃物还给张都监。如果说是从法理上赶走武松，张都监目的已经达成；但此事得罪了武松这个危险人物，张都监在狱里用钱又没赢过施恩，只得到这个结果，张都监等人自然是不满意、不放心的。

“蒙方”行动告一段落。施恩快活林之事是有目的的市恩，作为读者，难见其真，难认可其道义。但这次救武松，则确实肯定是道义层面的恩德，让人觉得施恩不失为一个好汉。武松自己答应的被张都监提拔，已经出了施恩能负责的范围；武松和张都监没处理好关系、被陷害，后来虽然得知有自己的关系，但是之前确实不知。施恩救武松时虽然有其父亲的判断，但那只是推测，毕竟不是肯定前提，如果施恩父子无义、自私，则此时有充分理由不出手。所以施恩父子出手花钱救武松，性质上应该可以算是因保存江湖和朋友义气主动花钱救人。

张蒙方都监的行为存在切实的傲慢。殷勤过度的拉拢、急切追求反馈回报、提前的周密计划（如果赃物部分是说书人的添加）都是其傲慢的表现，其言行传达出这样的意思：给你十来天时间，若投向我，则予你生存；如不知好歹，则送去西天。张蒙方的傲慢表现与宋江的诚恳行为形成天壤之别。当然，作为孟州的兵马都监，应该除了没提到的区域统制外，大概已是孟州的最高武装力量掌控者；在世俗眼光里，对武松一个囚徒，通常认为其确有傲慢的资本。

然则如此领导的如此施恩，受恩之人只是技艺超常、品德出众，而对阴暗心思并不熟稔的情况下，一个没表示好就反目成仇。有多少人吃的消、时时看的明白、长期熬得下去？官场上的个个高官都在经营这些、都用这种方式选拔“人才”、“亲信”，那按此筛选法则下出的不就只是那些眼色擅长者、经济资源达人，那些时时把小心在意、感恩表现摆在台面上的投机分子？这些人自然比技艺优秀、在意品德之人能投入更多的精力、更擅长、更有资源投入在心思揣摩和反馈展现上。从这个侧面看去，此时的赵宋中高层官场还能办的了多少正经事情？

而从中下层百姓的视角来看，截止此时为止，如果在利益上惹上一个蒋忠这等酒肉店老板的下场，要是自己毫无抵抗能力、被打的骨折粉碎已是八辈子求不来的福分。万一你想法子打赢了他，以这时官司场上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就算自己是道义名声极其出众之人，想得到个合法的正常判案结果都需要花至少三百两以上的银子，否则就有可能遭遇冤狱、有性命危险。这还是有叶孔目这种愿看重道义、有康节级的人脉关系的结果，这还不算后面的飞云浦追杀。试问中下层百姓里有几个能拿的出？那平时还不是只能任人拿捏、乖乖纳银、挨打是福？

这个阶段，其实依然是“施恩”的故事。

这里是张都监在尝试施恩、武松在受恩。对来自朋友性质的施恩，武松是给了反馈的；但对来自上司的施恩，武松的表示其实一直有问题。与他人对比，从在阳谷县开始，武松被提为都头，第一个小问题就是只表示感恩、不许诺回报；知县安排武松去办事，武松和知县谈自己也打算去东京玩玩，这是拿知县当朋友随意沟通、不拿知县当上级对待；老管营施恩时，事情全都做在暗处，不指望回报；当然对其明面上的明确需求，武松虽然一开始任性，但最后还是认真处理，给了反馈；而对张都监这一领导模式的施恩，武松则又是只在心领，一言不发、一行不表，甚至言行受只有他自己明白的因素的影响，导致与内心并不统一，对多次拉拢每次都不给予明确的响应。武松心里，职位高的人似乎不比其它人更高一等，而“朋友”，大概是武松心中地位的最高等级。

张都监作为一州的兵马都监，地位在孟州是算的上号的；“施恩”十多天、在中秋夜密集地连续“施恩”都得不到期待的明确响应，反而看着武松似乎显得傲慢、不愿承诺、私自蓄财、多次默言婉拒自己的拉拢。张都监爱惜自己高层领导的颜面，并不像老管营那样愿意按下自己态度去交谈，那拉拢不得选择翻脸自然也很正常：凭什么继续不断给一个看起来不上道的武松更多机会？就凭他一个“义士”的身份？先不说武松打了蒋忠到底算不算义士所为，就算道义二字在张都监眼里、在官场资源分配上能占几分理？张都监对义士武松施的了恩，当然也能对囚徒武松施的了罪。

不知道张都监事实上是否有在武松和张团练之间犹豫过，但到武松走后，张都监已确定安排，把武松骗到后花园里，拿板凳一跤绊翻捆上，认做是强盗。武松不当是计，自称是好汉不干贼事。张都监让打开箱子，“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银酒器皿，约有一二百两”。“武松见了，……只叫得屈”。

这段文字，现存版本里，我怀疑“银酒器皿”、“赃物”、“也自目睁口呆”有可能是后人添加的。因为武松原本的行为里，“外人俱送些金银、财帛、缎匹等件。武松买个柳藤箱子，把这送的东西都锁在里面”，本身就能构成赃物条件。至于送的什么，如果张都监有心算计，那实际上都可以由他安排，他本来就能知道武松箱子里有些什么东西，不需要临场再拆换一套——这是前面伏了笔的。自己安排人给武松以公事为由送东西，武松走不出都监府去，他自己住处只有一个耳房，放东西的地方只有新买的一个箱子，那能在哪里？而且一二百两银子，以书中惯例，找都监办事、以亲随身份收的银两，或别人认为武松会转给张都监的银两，一二百两用不了几回事情就能塞足。所以这里有说书人自己添加改写、反而导致没用上前面伏笔的可能。

当然，改了之后也可以解释，之前“但是人有些公事来央浼他的，武松对都监相公说了，无有不依”确实不是张都监的安排，那张都监需要在武松跑到后花园找一圈、再被打到厅前这么短短的时间里拿预备的东西把武松箱子里的东西开锁替换一遍（如果是武松去后堂喝酒时操作，那武松酒后回房里脱了衣裳，搞不好顺手开一开箱子看看，张都监就有计划失败的风险）；而如果不改，那这部分写的就是张都监早把武松算在里头，十多天时间凑齐了赃物，看武松收钱不把大头给自己、行为没有投诚表现，就直接用上。武松自己钻的套，对着这些东西也无从解释。而且这样的话，连找武松“央浼”的“公事”可能都是张都监安排好的，那当然张都监对自己“无有不依”，连这个都是假的。而按现在留存的行文，张都监需要临场干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并且在过去的十多天里真的按武松的意思去处理随机发生的一些公务，其实这计划反而要难执行的多。当然，都可以成立。

捉贼捉赃，武松有口难言，张都监对武松破口大骂“众生好度人难度”、“外貌像人，倒有这等贼心贼肝”；这些话很难说完全没有真实情绪在。武松没搞清情况，还在徒唤冤屈——比林冲反应慢得多了。案件被送去知府，张都监用了钱；武松才意识到没戏，坚持不了好汉名声，不再平白挨打，回过味来，按张都监的意思招供，想保存身体性命。

施恩父子在官场也有人脉，施恩获得了消息，找父亲作稳妥商议。老管营猜出了实情，同时判断偷盗罪不至于死刑，那么首要的是防止张都监在牢房里面暗地里动手，所以优先要买通牢房，先保命再说。

施恩带了一二百两银子（参考折算二至四十万元）来找康节级，没见到人，直接让家人去办公地点找回家，尽心尽力。康节级也给施恩透了底，并出了主意。牢里头康节级维持，让施恩找叶孔目别拖着不结案。施恩给了康节级一百两银子（参考折算二十万元）；回头再找人搭桥，给了叶孔目一百两。钱已到位，可以拖两个月的牢期；施恩办妥了外面关系，再亲自进牢给小牢子贿赂、给武松送饭、送信息。武松在牢里对施恩的行动本是没有期待的，原本准备犯罪越狱，现在有了外援，可以慢慢计划。

施恩来的太频繁，漏了风，张都监出钱让知府加强牢房纪律。时间过去，知府知道自己收的钱少，因分赃不均，只判武松回老家，打二十杖，赃物还给张都监。如果说是从法理上赶走武松，张都监目的已经达成；但此事得罪了武松这个危险人物，张都监在狱里用钱又没赢过施恩，只得到这个结果，张都监等人自然是不满意、不放心的。

“蒙方”行动告一段落。施恩快活林之事是有目的的市恩，作为读者，难见其真，难认可其道义。但这次救武松，则确实肯定是道义层面的恩德，让人觉得施恩不失为一个好汉。武松自己答应的被张都监提拔，已经出了施恩能负责的范围；武松和张都监没处理好关系、被陷害，后来虽然得知有自己的关系，但是之前确实不知。施恩救武松时虽然有其父亲的判断，但那只是推测，毕竟不是肯定前提，如果施恩父子无义、自私，则此时有充分理由不出手。所以施恩父子出手花钱救武松，性质上应该可以算是因保存江湖和朋友义气主动花钱救人。

张蒙方都监的行为存在切实的傲慢。殷勤过度的拉拢、急切追求反馈回报、提前的周密计划（如果赃物部分是说书人的添加）都是其傲慢的表现，其言行传达出这样的意思：给你十来天时间，若投向我，则予你生存；如不知好歹，则送去西天。张蒙方的傲慢表现与宋江的诚恳行为形成天壤之别。当然，作为孟州的兵马都监，应该除了没提到的区域统制外，大概已是孟州的最高武装力量掌控者；在世俗眼光里，对武松一个囚徒，通常认为其确有傲慢的资本。

然则如此领导的如此施恩，受恩之人只是技艺超常、品德出众，而对阴暗心思并不熟稔的情况下，一个没表示好就反目成仇。有多少人吃的消、时时看的明白、长期熬得下去？官场上的个个高官都在经营这些、都用这种方式选拔“人才”、“亲信”，那按此筛选法则下出的不就只是那些眼色擅长者、经济资源达人，那些时时把小心在意、感恩表现摆在台面上的投机分子？这些人自然比技艺优秀、在意品德之人能投入更多的精力、更擅长、更有资源投入在心思揣摩和反馈展现上。从这个侧面看去，此时的赵宋中高层官场还能办的了多少正经事情？

而从中下层百姓的视角来看，截止此时为止，如果在利益上惹上一个蒋忠这等酒肉店老板的下场，要是自己毫无抵抗能力、被打的骨折粉碎已是八辈子求不来的福分。万一你想法子打赢了他，以这时官司场上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就算自己是道义名声极其出众之人，想得到个合法的正常判案结果都需要花至少三百两以上的银子，否则就有可能遭遇冤狱、有性命危险。这还是有叶孔目这种愿看重道义、有康节级的人脉关系的结果，这还不算后面的飞云浦追杀。试问中下层百姓里有几个能拿的出？那平时还不是只能任人拿捏、乖乖纳银、挨打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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