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愣了一下,毅然答道:“没有!”我马上又加一句:“他好像不在省城里了。”
“我也这样想。我这么久都没有找到他。李老汉儿也没有他的消息。他要是还在这儿,一定会有人看见他,我们大家到处找,一定会找到他的!他一定到别处做事去了,说不定他有天还会回来。”
“他会回来,”我机械地应道。我并不为着自己的谎话感到羞愧。我为什么连他这个永远不能实现的希望也要打破呢?
“那么我会陪他到这儿来,看看他自己亲手刻的字,”小孩做梦似地说,就走到山茶树下,伸手在树身上抚摩了一会儿。他的头正被大块黑影盖着,我看不见他的脸上的表情。他不讲话。园里只有小虫唤友的叫声,显得相当寂寞。一阵风吹起来,月影在地上缓缓地摇动,又停住了。两三只蚊子连连地叮我的脸颊。我的心让这沉默淡淡地涂上了一层悲哀。突然间那个又瘦又脏的长脸在我的脑际浮现了,于是我看见那双亮了一下的眼睛,微动的嘴唇和长满疥疮的右手。我并没有忘记这最后的一瞥!他要跟我讲的是什么话?为什么我不给他一个机会?为什么不让他在垂死的时候得到一点安慰?但是现在太迟了!
“黎先生,我们再朝那边儿走走,好不好?”小孩忽然用带哭的声音问我。
“好,”我惊醒过来了。四周都闪着月光,只有我们站的地方罩着浓影。我费力地在阴暗中看了这个小孩一眼。我触到他的眼光,我掉开头说了一句:“我陪你走。”我的心微微地痛起来了。
我们默默地走过假山中间的曲折的小径。他走得很慢,快走到上花厅纸窗下面的时候,他忽然站住,用手按住旁边假山的一个角说:“我在这儿绊过跤,额楼[1]就碰在这上头,现在还有个疤。”
“我倒看不出来,”我随口答了一句。
“就在这儿,给头发遮住了,要不说是看不见的。”他伸起右手去摸伤疤,我随着他的手看了一眼,却没有看到。
我们沿着墙,从玉兰树,走到金鱼缸旁边,他把手在缸沿上按了一下,自语似地说:“我还记得这个缸子,它年纪比我还大。”过了两三分钟,他朝着花台走去。后来我们又回到桂花树下面了。
“到里面去坐坐罢,”我站得疲乏了,提议道。
“不,我要回去了,”小孩摇摇头说;“黎先生,谢谢你啊!”
“好,我知道你家里人在等你,我也不留你了。你以后有空常常来玩罢。”
“我要来,”孩子亲切地答道。他迟疑了一下,又接下去说:“不过听说哥哥有调到外县当主任的消息,我希望这不是真的。不然我们全家都要搬走了,那么将来爹回来,也找不到我们了。”从这年轻的声音里漏出来一点点焦虑,这使我感动到半天讲不出一句话。但是在这中间小孩告辞走了。临走他还没有忘记邀请我,他说:“黎先生,你明天一定要来啊。李老汉儿晓得我们的地方。”
我只好唯唯地应着。
我走进我的房间,扭开电灯,看见书桌上放了一封挂号信。我拆开信看了,是那位前辈作家写来的,里面还附了一张四千元的汇票,这是我那本小说的一部分稿费。他在信上还说:“快来罢,好些朋友都在这里,我们等着你来,大家在一块儿可以做点事情。”他举出几个人的名字,其中有两个的确是我的老朋友,我三年多没有看见他们了。
这一夜我失眠,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许久。我想到走的事情。的确我应该走了。我的小说完成了,杨梦痴的故事完结了,老姚夫妇间的“误会”消除了。我的老朋友在另一个地方等着我去。我还要留在憩园里干什么呢?我不能在这儿做一个长期的食客!
第二天老姚夫妇来看我,我便对他们说出我要走的话。我在他们的脸上看到惊讶与失望的表情。自然,他们两个人轮流地挽留我,他们说得很诚恳。可是我坚决地谢绝了。我有我的一些理由。他们有他们的理由。最后我们找到一个折衷办法:我答应明年再来,他们答应在半个月以后放我走。我当时就把买车票的事托给老姚。
这天周嫂来给我送饭,老文替李老汉看门。据说李老汉请假看亲戚去了。我知道他一定是去参加杨家的婚礼,去给他的旧主人再办一天事。不过他回来以后,我也没有对他提过这样的话。
[1]额楼: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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