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的内部,分成了三大体系:主官、参谋、医政工勤。主官也即是军队中的军官主体,负责时机作战指挥的将领。而参谋体系,则有随军参谋和总部参谋,都是制定军事作战任务的主要成员。
战略方面的事情,由参谋部和大本营决定,只制定作战任务。至于具体的战术安排,则是由军官承担。这个分工,是很明确的,一般也互不干涉,除非双方那个都觉得有合作的必要。
至于医政工勤,则是承担着军队作战以外的所有工作。医疗体系,军中的文职工作,工程技术支持,后勤补给等等方面的内容,全都是医政工勤的工作。
其中医工勤这三个方面没什么问题,大家也都理解。唯有这政务官,争论比较大。主要是历代以来,监军或者政委这个职业,实在是不讨人喜欢。在人治的体系内,这些专门打小报告的人很容易逐渐转变成监察特务组织
与生俱来的,就和大清洗,干涉军务,影响将领发挥等不好的事情挂钩。这不是这种制度有问题,而是人治本身所带来的问题。
监察机制是必要存在的,这是维持权力平衡的需要,也是防止军队将领违反法治的一种必要举措。这本身的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也是毫无疑问的,权力需要制约,这一点在根本上无错。
可最大的问题在于人治,**者天然的需要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这样的体制下,让监察机制失去了原本的真意,逐渐演变为畸形的怪胎。
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呢?是因为监军或者政委打小报告吗?还是说这些人的权力太大,能肆无忌惮的决定军官的生死?
在钟泱看来,都不是,原因还是出在了人治**者自身。
打小报告本身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如果打小报告不能升官发财,还要平白得罪一个将领,谁愿意去做?这世界,做坏事不得好处,就自然没有什么人去做了。就算有这样的白痴,对于大局也毫无影响。
可在人治的体系下,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打小报告这种行为本身,是为了以此向**者表忠心,借以获得赏识。这是利益的趋势,因为打小报告有好处,自然可以去做。因为上位者决定了你的生死,所以下位者不得不去表忠心,不得不去讨好。
在人治体系内,上位者的怀疑就足以让下属身死族灭了。这也就出现了某人一言以决生死富贵的权力,这是上位者的职权本身,决定这种好事变坏事的情况。而不是监督制度本身的问题,因为从始至终,这个监督制度并没有决定权。
至于更为恶化的监察特务机构,本身就已经和监督的本意相去甚远。因为在钟泱看来,监督的本意应该是考核这个权力者是否有违法的现象。可是特无机构本身就是违法的,这就从根源上错了。
政委和监军一样,目的在于帮**者审视军官是否有不忠诚于领导的表现,甚至因为代表着**者的权威,而具备了对军官生死予夺的大权。这一点,是绝对的腐朽制度
无论它能在怎样的程度上凝聚军心,纯化部队思想,但在本质上,却已经陷于人治的漩涡。或许在大规模工业生产模式确立之前,这种做法是迫不得已,但在生产力发展之后的现在,还去采用这种模式就是历史的倒退。
所以钟泱并不想采用这种军事体系,也杜绝了人治本身的局限和危害。总体而言,军队是为了保护一个组织的权益而存在的,是为了维护一个文明的发展而成立的。绝不是为了某一个人,更不会用人治来统合军队。
大清洗、军官权利被压制、思想洗脑等等,对于军队的建设是极其不利的因素。时代越是发展,军队的作战方式也更加充满主观能动性。古代因为冷兵器战斗的缘故,不得不依赖于军阵和军心,所以人治的情况难以从根本上克服。
这是因为生产力落后的缘故,必须以人的强权来维系军队的战斗力,也因此而必须磨灭士兵的人性,让他们甘愿效死。
但是如今,情况已经开始不一样了。因为远程武器越来越强大,精准性以及威力,都与过去大不相同。这时候,已经降低了对战阵和士气的依赖,开始倾向于功能强大的武器以及士兵本身的素养。
尤其是士兵本身的军事素养以及主观能动性,只有全身心想要去战斗的士兵,才能真正发挥出武器本身的威力。而且军事技术的进步,也使得武器的使用对于士兵本身提出了跟高的要求。
这是学历和文化上的要求,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是无法操纵先进的武器装备的。尤其是飞机和军舰,这已经不是依靠强权和压迫就能训练出来的了。有知识有文化的士兵,也不是可以轻易洗脑的对象。
至于搞大清洗,更是愚蠢,除了能巩固某个人的权力,根本就对组织毫无益处。**者想用自己的权势来获得整个社会体系的利益,这只会使得整个社会崩溃。
或许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这个过程会很慢。但是一旦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这个崩溃的过程便会被加速到让人无法反应过来的地步。
这就是人心,所谓的人心,就在于势利。分配模式不合理,再怎么洗脑和压迫也无济于事。不给予别人应得的利益,说什么都是废话,徒遭民怨。
钟泱不会做这样的**者,更不会建立这样一个人治体系,所以在军队之中并不强调英雄主义,也不搞个人崇拜。而是深化制度本身的力量,严格执行军事纪律,并且要求所有的士兵对军令的服从。
至于政务官,本质上就是军队体系内的文职人员,专司处理军中的政务,把军官从这些繁琐的事情中解放出来。另外一点,也是对军官的监督,记录一些公事上的资料。这些资料会被归档,也是军中年度考核的一个参照标准。
政务官没办法打小报告,因为他的上面没有**者,只有军法。政务官仅仅有记录事情的权力,而无处置的权力。大本营也不可能赋予政务官这样的权力,还是因为军法,军法的存在禁止了这种事情的发生。
纵观过去,监军和政委之所以演变为特务机构,还是在于**者的支持和纵容,而不是因为监督机制本身的缘故。**者以人治国治军,自然是以人代法,实则无法。如果没有了这么一个前提,特务机构的膨胀便失去了成长的土壤。
军官本身的权力极大,无论怎么说都好,始终是一种特权。三官制只是从根本上让武官失去了造反的力量,可不代表军官没有滥用特权的情况。军队内部体系也的确需要一些监督者,只要他们的职权明晰,没有处置权即可。
关键还是在于军队的上面没有一个**者,只有大本营总部。大本营本身也是军队体系架构,更不可能让政务官的职权干涉到军事指挥。因为胜利才是大本营所追求的,一个无法让体系利益得到实现的人,无法继续呆下去。
这就是体系的好处,以众人的利益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而不是以一个人的意见决定一个人的前途。这是法治的基石,也是现代化军队的标准。
那种某个人说了算,某个人握着军权的组织,是毫无前途的。也是古文会所极力排斥的,法治和人治,是天然对抗的两种思想。法治代表着众人的利益,是一种大家都必须遵守的规矩。而人治则相反,以一个人的思想和利益来决定组织的思想和利益,天然的具有排斥异己以及内部清洗等属性。
三官制或许还有着不少的细节问题,但比起人治体系,却是要好上太多了。新四军的成立,不是为了钟泱或者陈泽,也不是为了天宇集团。它的存在是为了整个华夏正统文明以及这个体系内的所有人。
如今的这“所有人”,便是包括了顺德、番禺、南沙这三个区域内的民众。以保卫家乡为思想根源,作为军心的立足点。
正因为如此,钟泱便不得不考量军心的问题了。对于**党的倒行逆施,军队本身就有着强烈的不满情绪。因为士兵和军官都有着亲属在那边,这是难以磨灭的联系。如今这样的残暴举动,更是激起了众人的愤怒。
人治的军队里,打不打很大程度是根据**者的意愿。但在法治体系里,民意就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了。现在可不单只是军队,整个地区的民众也全都处于愤怒的边缘,他们也有亲属在那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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