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从餐厅的窗户射进来,照亮了房间里的硬木地板。我们在那儿已经谈了近两个小时了。常有电话打来,莫里让他的助手康尼去接。她把所有打电话来的人的名字记录在莫里那本黑封面的小登记簿上:朋友,默念师,讨论小组,想为某本杂志给他拍照的摄影师。显然,我不是唯一有兴趣访问他的人——“夜线”节目使他成了名人——但我还是对他有那么多的朋友而感到惊讶,甚至还有些忌妒。我回想起大学时那些围着我转的“哥们”,他们如今在哪里呢?
“你知道,米奇,因为我是个快死的人,所以人们才对我感兴趣。”
你一直是个有趣的人。
“啊,”莫里笑了。“你真好。”
不,我并不好,我心里在想。
“原因在于,”他说,“人们把我视为一座桥梁。我不像以前那样活着,但我又没有死……我类似于……介于两者之间。”
他咳嗽起来,随后又恢复了笑容,“我已经踏上了最后的旅程——人们要我告诉他们该怎样打点行装。”
电话铃又响了。
“莫里,你能接吗?”康尼问。
“我正在接待我的老朋友,”他说,“请他们待会儿再打来。”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待我这么热情。我几乎已经与十六年前离开了他的那个有出息的学生判若两人。如果没有“夜线”节目,莫里也许到死也不会再见到我。对此我没有任何正儿八经的理由,除了人人现在都会找的借口。我一心一意关心着自己的生活。我很忙。
我怎么啦?我问自己。莫里尖细、嘶哑的嗓音又把我带回到了大学时代。我那时视有钱为罪恶,衬衫加领带在我眼里简直如同枷锁,没有自由、貌似充实的生活——骑着摩托、沐着清风,游逛巴黎的街市或西藏的山峦——并不是有意义的生活。可我现在怎么啦?
八十年代开始了。九十年代开始了。死亡、疾病、肥胖、秃顶接踵而来。我是用许多梦想在换取数额更大的支票,只是我没有意识到而已。
莫里却又在谈美妙的大学生活了,仿佛我只是过了一个长长的假期。
“你有没有知心的朋友?”
“你为社区贡献过什么吗?”
“你对自己心安理得吗?”
“你想不想做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
我坐立不安起来,我的心绪被这些问题彻底搅乱了。我怎么会变得这样?我曾经发过誓,永远不为钱而工作,我会参加和平队[5],去美丽的理想乐园生活。
然而,我在底特律一呆就是十年,受雇同一个报社,进出同一家银行,光顾同一家理发店。我已经三十有七,比做学生那会更有能耐,整天泡在电脑、调制解调器和手机里。我专门写有关富有的运动员的文章,他们一般对我这样的人也是很在意的。我在同龄人中已不再显得稚嫩,不用再穿灰色的无领长袖衫或叼着没有点燃的烟来作修饰。但我也不再有边吃鸡蛋色拉边长谈人生的机会。
我的每一天都很充实,然而,我在大部分时间里仍感到不满足。
我怎么啦?
“教练,”我突然记起了这个绰号。
莫里面露喜色。“是我。我还是你的教练。”
他大笑着继续吃他的东西,这顿饭他已经吃了四十分钟。我在观察他,他手的动作显得有点笨拙,好像刚刚在开始学用手。他不能用力地使用刀。他的手指在颤抖。每咬一口食物都得费很大的劲,然后再咀嚼好一阵子才咽下去,有时食物还会从嘴角漏出来,于是他得放下手里的东西,用餐巾纸擦一擦。他手腕到肘部的皮肤上布满了老人斑,而且松弛得像一根熬汤的鸡骨头上悬着的鸡皮。
有一阵子,我们俩就这么吃着东西。一个是患病的老者,一个是健康的年轻人,两人一起承受着房间里的寂静。我觉得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寂静,然而感到难堪的似乎只有我。
“死亡,”莫里突然开口说,“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米奇。可不幸地活着也同样令人悲哀。所以许多来探访我的人并不幸福。”
为什么?
“唔,首先,我们的文化并不让人觉得心安理得。我们在教授一些错误的东西。你需要十分的坚强才能说,如果这种文化没有用,就别去接受它。建立你自己的文化。但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他们要比我——即使在这样的处境里——更不幸。
“我也许就要死去,但我周围有爱我,关心我的人们。有多少人能有这个福份?”
他毫不自怜自哀的态度使我感到惊讶。莫里,一个不能再跳舞、游泳、洗澡和行走的人,一个再也不能去开门,不会自己擦干身子,甚至不能在床上翻身的人,怎么会对命运表现出如此的乐于接受?我望着他费劲地使用着叉子,好几次都没能叉起一块番茄——那情景真令人悲哀。然而我无法否认,坐在他面前能感受到一种神奇的宁静,就像当年校园里的清风拂去我心中的浮躁一般。
我瞄了一眼手表——习惯的驱使——时间已经不早了,我在想换一班飞机回去。这时莫里做了一件至今都令我挥之不去的事情。
“你知道我会怎么死吗?”他问。
我扬起了眉毛。
https://www.cwzww.com https://www.du8.org https://www.shuhuangx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