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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然而历史绝不只是旧纸堆中那些古老的符号,它常会穿越时空,突兀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咸阳北五陵原上,随便一阵风雨的蚀剥,也许就会揭示一段历史。

一九六八年,咸阳市一位三年级小学生,在韩家湾狼家沟路旁的田沟里,偶然发现了一方仿佛是印章的东西。印钮雕刻着像是老虎的动物,印文刻画着古怪的文字。

“也许是文物?”于是这方“印章”被辗转送到当地文物部门。

它高二厘米,边长二点八厘米,重三十三克,系以和阗美玉制成,螭虎钮,四侧刻云纹,印面阴刻篆体“皇后之玺”四字。

在行家们眼中,这方小小的“印章”褪去了起初的神秘面纱。这方“印章”的印文,揭露了它的身份——“皇后之玺”。

该是哪位皇后的用玺呢?

这方“皇后之玺”出土的地方,距西汉开国帝刘邦和皇后吕雉合葬的长陵,仅一公里之遥。故考古学家们判断,这很可能就是西汉第一位皇后吕雉的用玺。

这方玺印在它的主人辞世后,就成为长陵中的附葬品——也许是陪葬棺椁中,也许是在陵边的便殿中用于祭祀。从此它就静静地陪伴着它的主人,打发寂寞的光阴,等候末世的劫数。

它离尘出世,看完了刘吕宫廷纷争、吴楚七国之乱,又看见了铁骑绝大漠,蒲桃入玉关,还看见了长门赋幽怨,金屋锁阿娇,然后是昭君出塞,一曲琵琶汉宫秋,紫塞青冢未归人。

终于有一天,不再有钟鸣鼎食。祭祀的袅袅香烟,在别人家的祖庙上飘起。

这就是沧海桑田。

又过了些年,一群乱哄哄的山东农民来到这里,他们拆毁了建筑,掘毁了陵墓,然后放了一把大火。附葬的器物、珍宝,都被这他们带走,这方“皇后之玺”,不知被哪个不识货的家伙,随随便便地扔在水沟里,从此深埋了两千年。

也是偶然,一个过路的孩子,惊醒了它两千年的沉睡。

然而,那又是个离奇的时代,历史上的女主,如武则天、吕雉,甚至于造反的女“贼”陈硕真、唐赛儿等,都被重新加以评价,一种异样的舆论正在营造中。

因此,这方“皇后之玺”的出土,也就被赋予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它被小心翼翼地送到北京,被触摸,被凝视,被回味……

人们感叹:那是个多么遥远而又如此相似的时代啊!

然而历史的大幕终究落下,当尘埃落定后,这方“皇后之玺”回到了它最该去的地方。

今天,它安安静静地躺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吸引着两千年后的人们惊异的目光。对于一块经历过沧桑的石头来说,这一切,都已经淡若烟云了。

第三章 毁灭太平的预言——大瘟疫与黄巾之乱

序言

那是一个被预言笼罩的时代。

各种各样的预言,在那个时代里被奉为神示。王莽篡汉,献图谶语言者,就达数十万人,非如此不足以显示天命所归。

东汉的光武帝刘秀,也痴迷于此道,他老人家对各种稀奇古怪的预言图谶,简直到了迷信的地步。当年他起兵造反,就是因为李氏兄弟给他看了“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图谶。后来他手握重兵,割据河北,势倾中原,群臣劝他称帝,他却死活不肯——为啥呢?因为他觉得还差道手续,天命未予。亏得老同学强华了解他,编造了个“赤伏符”献上,说是“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刘秀这才觉得功德够圆满了,敢于当皇帝。

当了皇帝后,他仍然迷信不改,和大臣郑兴研究郊祀活动,竟提议遇到难办的问题以“谶”断之,对方受惊不小:老板啊,“谶”这个东西俺没读过,不专业啊!刘老板才不管你专不专业呢,眼睛一瞪:你说不读“谶”,那就是准备和俺作对了?瞧他这话说的!这位郑先生吓得连死的心都有了,赶快辩解:老板您误会了……俺,这个……只是书读得比较少(还没涉及到“谶”这么高深的东西),哪敢反对您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刘秀先生这个上不得台面的爱好,造成了东汉以来谶言流行的局面。

东汉朝以谶言而兴,又因谶言而衰亡。

公元一八三年,也就是东汉灵帝光和六年,一夜之间,京城洛阳和各地官府、寺庙的大门上,都被人用白土涂上了“甲子”二字。这是什么意思呢?许多人茫然不解。次年就是甲子年,难道是有什么变故即将发生?但另有一些人,却一点也不觉得疑惑,因为他们正在到处传播这么一句谶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他们正是“太平道”的信徒。

这些年,皇帝正忙着在后宫里开设商铺,亲自经商营业。还因为他喜欢乘坐毛驴车,导致京城中显贵纷纷效仿,一时毛驴都卖到了马的价钱。更有创意的是,他还给斗犬脑袋戴上“进贤冠”——当然,这也是根据狗的战绩高低而有所区别的,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唯贤是举,狗儿们绝无侥幸获官之嫌。

“进贤冠”本是朝廷中文官的官帽,戴在狗脑袋上,确实有些有辱斯文。不过当时民谣唱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看来配不上这顶帽子的,还不只是狗儿们的脑袋。

朝堂上折冲御辱的人才若此,也就怨不得野心家们蠢蠢欲动了。

一、预言笼罩的时代

“太平道”的领袖人物,是张角三兄弟。

张角是冀州巨鹿人(今河北平乡县境),早在此前十多年,他便以帮人治病为手段,私下里传播太平道。他和他的弟子们,广泛活动于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等八州,经十多年的活动,竟发展起数十万教众。

他们传播的“太平道”,是个什么东西呢?“太平道”的核心理论,是源自《太平清领书》的《太平经》。早在西汉成帝时期,就有个叫做甘忠可的方士,编写了一部叫做《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的书,共十二卷,自称是天帝派遣真人赤精子下界传授给他的,鼓吹汉朝应该改元变号,再次受承天命,以挽救危机。这个创意实在是荒诞不经。所以这位异想天开的甘神仙,被下狱处死。到了汉哀帝时,甘神仙的弟子夏贺良,再次将此书呈上,这回汉哀帝可是相信了,改年号为太初,改帝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还恢复了前代已废的神祠七百余所,一年内祭神达三万七千次……这样的改革,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这位夏贺良先生也遭到了他老师同样的命运。

然而这些思想及其所依托的书籍,都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到了东汉,传说中的“神仙”于吉,得到了一百七十卷“神书”,号称是《太平清领书》。在顺帝的时候,由他的弟子献给朝廷,据说张角也从这部书中受到了启发。后人甚至认为,所谓《太平清领书》就是《太平经》。

那是个探索的时代,人们在不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但屡屡的错失,使得那个时代的智者们,走上了向神道寻求帮助的道路,这无疑是方法论的错位。然而即便在这些所谓的神授之书里,仍然有许多东西是立足于现实,反映着现实——因为传播这些思想的人们也是清楚的:无论怎样将精神寄托于神道,一切终归要回到现实中来。

除了前世诸人在虚无思想上的铺垫外,张角还有一个更有利的现实因素。

东汉末年,又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瘟疫时代。关于瘟疫的起源,据说是源自两汉征讨外族的战争。《汉书》中记载了一名匈奴俘虏的话:“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今人认为,这一记录反映了匈奴用病死的动物,向汉军传播传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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