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6部分（第1页）

考到第三场，杜主考实在无法抑制内心的矛盾与惶恐，只好向考生们求救：“俺手里有好多推荐信，但是俺实在确定不了该录取谁不录取谁，同学们有什么高见？”七十多岁的考生尹枢为老不尊，跳起来道：“那俺来帮你改卷子！”下面五百多考生居然一起起哄叫好——大唐朝的人说“进士无行”，看来还是很有道理的。于是三场考毕，尹枢当场阅卷，先定出第二至第三十名，大家一一看过，都无话可说。悬念集中到了第一名身上。杜黄裳问尹枢，咱们这还差个状元啊，你准备给谁？尹老头竟理直气壮地说，俺看就只有晚生自己了够分量了！杜主考大惊，天下竟还有这么不含蓄的人物？众人遂传看卷子，果然文章锦绣，手段高明，并无异议。于是尹老头慨然把自己录为第一名，又一个新科状元诞生了。杜黄裳满怀感激地拉着尹老头道：“先辈啊，可是亏了你，不然俺几乎过不了关！”

科举考试的历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一桩主考官对考生感激涕零，管叫人家“先辈”的。据说这出戏算得上是千古佳话。

然而，那样洒脱豪迈的时代，也已经走到了尾声。公元八七三年，著名佛教票友，大唐懿宗皇帝驾崩，宦官们拥立年仅十二岁的小孩子僖宗继位。是时王纲解纽，天下纷扰，乱世枭雄们盘马弯弓跃跃欲试，未知鹿死谁手。

九世纪末的夕阳，斜照在长安城头。

一、记得当年草上飞

大唐咸通年间的那几个考官眨巴眨巴眼睛，也许中国历史就完全不一样了。

年轻人最大的本钱，就是在他们面前有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年轻人最大的麻烦，就是不知道到底做哪一个抉择才会有一个比较光明一点的未来。在今天是这样子，在大唐朝也是这样子，估计再过一千年，还会是这个样子。

当黄巢年轻的时候，也曾经在做山贼还是考状元的抉择前困惑过。不过在黄巢读过的书中似乎说得很明白：如果考状元有前途，那么谁还会去当山贼？而且黄巢也确实有读书考状元的条件：家里不穷，本人不傻。据说，黄巢五岁时，就能吟诗一首半，那半首是：“堪与百花为总首，自然天赐赭黄衣。”其父怪他乱说话，想揍他，祖父劝阻，说孩子小不懂事，能做诗不简单，再赋一首看看吧。于是小黄巢又来了一首：“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

说来说去，还是那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从小就很有社会责任感。

不过，在已趋末世的大唐朝，年轻人实现自身价值的道路不多，除了“杀人放火受招安”以外，正途似乎只剩下考进士这一条。这是条一步登天之路，当时有诗道是：“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烂银文似锦，相将白日上青天。”考进士是比较低风险而高产出的路子，即便考不上，看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后患，唯一的麻烦就是，走这条路的人比较多，悬饵之下各路英雄多如过江之鲫。

话说大唐太宗皇帝当年观场，曾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但是他老人家似乎忘掉了，还有不少没挤进他彀中来的英雄，是要闹情绪的，个别可能还会闹事儿。

举例如下：

〖闹情绪事例一

落第归乡留别长安主人（豆卢复）

客里愁多不记春，闻莺始叹柳条新。

年年下第东归去，羞见长安旧主人。

闹情绪事例二

长安落第（钱起）

花繁柳暗九门深，对饮悲歌泪满襟。

数日莺花皆落羽，一回春至一伤心。

闹情绪事例三

落第长安（常建）

家园好在尚留秦，耻做明时失路人。

恐逢故里莺花笑，且向长安度一春。

闹情绪事例四

不第后赋菊（黄巢）

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

黄巢参加过科举考试，据说还不止一次，可惜都没有及格。这不能完全怨黄巢自己。

他既不是陇西李、清河崔、太原王、荥阳郑等世家的子弟，又没有贺知章、白居易、韩昌黎之类的大人物愿意帮他四处拉关系，名气好像也没大到可以吓得主考官让他来评卷子，顺手把自己署第一的地步。就算想作弊，他也没结交上温庭筠这样急公好义的大侠。他的朋友倒也不少，只不过都是王仙芝、尚君长之类的私盐贩子——考进士是斯文勾当，他黄巢总不能请王仙芝拎上两柄菜刀，蹲到考场门口去吓唬人吧？

至于文章反倒是末节，大诗人贾岛每逢考试，还要叠个条幅到处去求人家教他造句呢，见人就拜：“原夫之辈，乞一联，乞一联！”黄巢多少也是全唐诗中有名的人物，想来总不比这位贾岛先生差得太多吧？

想起来，那几届的主考官们委实该杀，他们漏了谁不好，偏偏漏掉黄巢这么个混世魔王。但不管怎么说，历史的事实是无可更改的：黄巢一次又一次地参加科举考试，结果是一次又一次地落榜。所以，《资治通鉴》上说黄巢：“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

历史就是这样阴差阳错。

黄巢家累世贩私盐，《新唐书》说他家里相当有钱，《旧唐书》则说他本人也干过这买卖。

唐末诸雄，其实很多人都是私盐贩子出身，除了黄巢、王仙芝这帮人外，著名的还有前蜀王建、吴越钱、吴国权臣徐温等人。这不是偶然的。在“安史之乱”后，朝廷为了增加收入，实行食盐国家专卖，盐利成为政府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唐玄宗时，盐价每斗才十钱，肃宗时，加为每斗一百一十钱，德宗时加到三百七十钱，到代宗大历末年，盐利在朝廷岁入中，占到半数，达六百余万缗。实际上市场上的盐价，有时候甚至比官方定价还高一倍——这逼得不少穷苦老百姓只能淡食。

既然官卖盐利如此之重，唐朝政府自然相当重视维护市场秩序。朝廷规定：贩私盐一斗以上，处以杖刑，一石以上，处以死刑，运输工具没收，“坊市居邸主人、市侩皆论坐”；负责官员漏查一石以上的，要扣罚工资，搜缴私盐一斗赏一千钱；地方官治内，如一月内发生两次盗贩私盐事件，县令撤职；发生十次，州府刺史扣发工资，十次以上，州府观察、判官要受到处分。

但即便是这样的严刑峻法，私盐贩子们仍然相当活跃。这也不奇怪，马克思不是引用过这么一句名言么：“（资本）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贩私盐，这该是多少倍的利润？不过，贩私盐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但凡贩私盐，必须结交一帮伙伴合力行动，还得有计谋有勇力有胆气，因为贩盐道路上经常会遇到土匪山贼或是稽查的官兵。不管遇到谁，如果不愿意交过路费，私盐贩子们就免不了要动刀子。因此，能够在长年的斗殴中幸存下来的大盐贩子，其团伙的组织性和战斗力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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