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长期在四川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老同志,早在三十年代末就认识了陈联诗同志,并和她的孩子们一样尊称她为“诗伯”。多年来,我和她及她的全家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战斗友谊,也和许多熟悉她的老同志一样,一直关注着她留下来的五十多万字的口述回忆录。
现在,这些极其珍贵的资料,终于由她的后代写成传记文学出版了,我手捧书稿,反复阅读,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下来。
一九二六年,我党正是幼年时期,对于武装斗争还处于摸索阶段,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廖玉壁毅然接受了党组织的派遣;带着妻子陈联诗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川北华蓥山下的岳池县。他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一揽当地的民团武装大权,和同志们一起抓住群众和中小地主痛恨反动军阀的心理,发动了以抗丁抗粮、地方自治为旗帜的“川北民军”起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在极其险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二十多年游击战争,这在四川和全国都是罕见的。他巧妙地利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制定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牵制了反动军阀“围剿”红军的大量兵力,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尖锐复杂的斗争将廖玉壁从一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锻炼成我党杰出的模范先锋人物和当地群众爱戴的领袖,同时也培养出一大批坚强的革命骨干,他们紧紧依靠与群众血肉联系的这个法宝,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中咬紧牙关坚持下来,使华蓥山区这个毗邻重庆的战略要地,一直成为插在敌人心腹之地的一柄利剑。
我相信看完这本书的人们,也一定被陈联诗这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形象所征服。她在丈夫的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总是抢着去完成那些既重要又危险的任务。她没有经历过战争,却一次又一次将生死置之度外,冒着枪林弹雨胜利归来。她没做过生意,但为了游击队的生存,她开服装店,当船老板,办运输行,每次也是大有所获。敌人几次将她逮捕入狱,她都没有屈服,还在狱中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她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和孩子,可为了革命却长期骨肉分离……尤为可贵的是当廖玉壁牺牲,游击队主力被打散、又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的情况下,她忍着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毅然重上华蓥山清理整顿队伍,发誓要将丈夫未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陈联诗的经历,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伟大女性成长的足迹,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会使年轻一代了解我们党在特殊环境中的一种重要的斗争形式,了解当时四川的社会环境和风土人情,更重要的是了解一批伟大的、崇高的人,并为我们的党培养出这样的人而自豪。
豆蔻年华
从西南重镇重庆,沿嘉陵江北上,经合川、武胜,就到了一个叫岳池的县。嘉陵江和渠河两条大河,分别从这个县的西边和东边流过,紧邻着的便是盆地东部突然隆起的华蓥山脉。这个县的平坝和浅丘地区,盛产稻谷,早年的“黄龙米”,曾被朝廷列为专供皇帝老儿吃的贡米,一直是本地人的骄傲。因为粮食丰足,自然也出肥猪和鸡鸭禽蛋之类的副业。勤快的人家再养些桑蚕,编些竹席草席,日子也还算过得去。东南和邻县广安连界的华蓥山上,林木丰茂,庙宇嵯峨,山上不但出各种名贵药材,还产煤炭和石灰。这些农副土产,大都经过渠河运到两百多里之外的重庆,再经重庆运往长江沿岸的各省大小城市,若是顺了春夏天的水势,从渠河岸边的两个小镇罗渡溪和黎梓卫出发,到重庆不过两天的路程。
过岳池再往东去,翻过华蓥山,便是连绵不断土地贫瘠的高岭低谷,一直连着大巴山区,于是当年也算是川北的一等县的岳池,便很有些惹人眼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银岳池”的美称。
因为富足并且不偏僻,这里也出人材。一旦有了国门开放的机会,大大小小的士绅子弟们便不只是在书房里读那些八股文章,也经重庆,出夔门,到汉口、南京、上海、北京乃至东洋日本留学深造。回来之后,也有就在外地做官,尔后衣锦还乡买田置地光宗耀祖的;也有故土难离,立志服务桑梓,发誓在家乡建一番功业的;当然也有仕途不顺,便学陶公挂冠归隐,闲居乡里的……这种风气代代相传,到了本世纪初,越是兴盛起来。
早年县城里出过一些大人物,别的可以省略不说,而康家吊楼子却是城里妇孺皆知的。这是一座很有点气派的大宅子。在这里,出过清朝的翰林大学士,还放过外省的主考,为此城里专门修了一座翰林院,以纪念这位为家乡父老争了光彩的人物,康家也因此成了在地方上很说得起话的名门世家。可是渐渐地,这个家庭便不大景气,到了辛亥革命之后,主持家政的康老先生,到老来也只挣了个候补秀才的名分,两个儿子却连这点功名也没有,就废除了科举。眼下家中虽然还硬撑着书香门第的气派,却是明显地中落了。
家境不顺畅,心境也就不好,到了临终之时,老人眼看着围在身边的儿女子孙们,还免不了为他们担心。两个儿子虽说没有功名,却好歹还有些祖上留下的家产,最令老人不放心的是他的那个女儿。想当初,自己为这个掌上明珠找了个好婆家:公公陈尚之是渠河边赛龙场的陈家坝子上有名的大绅粮;女婿心地宽厚,脾气也好;家中开了个药铺,自己行医号脉,日子也还过得去。加上陈家九弟兄,是个望族,读书的多,做官的也多,人家都说自己把女儿送进了福窝窝里。可是天负人愿,没想到陈尚之自己不争气,很快就把偌大一份家产败得精光,不久前连女婿也去世了,留下这个弱女子拖着四个孩子,全靠为人做些针织活儿,日子也实在过得艰难。
想到这些,老人长叹一声,吩咐大儿子把家里的衣服杂物收拾一些,让女儿带回去。
没想到旁边突然冒出了一个小姑娘的声音:“我们不要。”老人有些意外:“为啥不要?”
那小姑娘抬头看看母亲,朗声说道:“我妈说的,人穷要穷得硬气,饿要饿得新鲜,要了人家的东西,就会让人家看不起。”
老人昏花的眼睛猛地一亮,一拍床沿,连声说:“好、好、好!人穷志不穷,将来一定有出息,把她送进城来,让她读书!”
这个小姑娘,就是我。我是一九○○年出生的,那时候只有七八岁。
外祖父去世之后,母亲死死记住了他的话,把两个姐姐送人做了童养媳,家中拖着得了痨病的大哥,还是千方百计凑了些钱,把我送到外婆家,在大舅的照拂下上了学。大舅是个厚道人,他和二舅有大大小小的四个女儿,年岁都和我差不多。我体谅母亲的苦心,学习很是努力,成绩好,可是一想到自己家里穷,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好在外婆心疼我妈妈,对我格外宠爱,常对人说别看我这外孙女儿命不好,可是自小聪明,常言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要是又兴个什么新科,我家玉屏,说不定就会中了个女状元呢。
可是外婆宠坏了我,以至我一到外婆家,就“聚众造反”,把这个从来都规矩森严的大家庭搅得一切都乱了套。
此时,虽然张澜先生①已从日本回来,在毗邻岳池的顺庆(今南充)开了“天足会”,力倡扫荡陋习,但岳池城里仍然是男女七岁不能同席,女子上十岁出门就得坐有门帘的车轿,缠足之风依然盛行。我进外婆家,都快十岁了,还是一双天足。老人家一看就说我们这样的人家,女儿家哪能没有规矩,将来人家还说是她外公不在了,我没有教好。说着就让舅妈用长长的布条子给我缠足,完了还用针线缝上,任我哭也好,闹也好,就是不理我。我自小任性,在家里都是不受人管的,哪里受过这样的罪,一气之下,就悄悄找来一把剪刀,白天强行缠上了,晚上我就拆开缝得密密麻麻的针线,把裹脚布剪成碎片。一连这样干了两次,舅妈没办法了,和外婆默默相对,在堂屋里坐了半天,最后外婆长叹一声,只好作罢。
这下子我可得意了,在几个表姐妹中间一鼓动,被缠足害苦了的姐妹们,都闹着把脚放了。从此之后,几个表姐妹成天跟着我一起进进出出,俨然把我当成了“首领”。到后来,我们上学连轿子也不坐了,甚至嘻嘻哈哈结伴逛街进馆子,还去后山看男中的学生打篮球。
本来康家的姑娘们,就长得一个赛过一个的,又是书香世家的女子,从前出门都是车子来轿子往的,世人们只有所闻,未见其人。这下子一露面,而且个个都成了不服管教的“野马”,自然引得舆论大哗,常常我们一上街,后面就会跟了一大群。大舅是个厚道人,外公不在了,外婆又管不住,他自然也拿我们没办法,在外面听了什么闲话回来,只有叹气。我们几个一合计,觉得这是那些人拿我们没办法,就去欺侮大舅这样的老实人,得收拾收拾他们才行。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一个老表看见我们在街上走,引得遗老们指指点点,就跑到家里来对大舅和二舅说:“大叔二叔,你们还是把几个女娃子管一下嘛。男女授受不亲,七岁不能同席,这些老祖宗立下的规矩当真就不要了么?你们这样人家的女儿,满街抛头露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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