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书斋

第13部分（第2页）

他们要走时，小马拉奇想指给他们看看天使留下迈克尔的第七级楼梯。可爸爸说：现在不是时候，现在不是时候。小马拉奇哭了，其中一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太妃糖给了他。我真希望我也有理由哭一下，也得到一块太妃糖。

我再次下楼，告诉他们怎么走才能不弄湿脚。他们不停地摇着头说：万能的上帝啊，这真是不可救药。他们楼上哪里是意大利，分明是加尔各答。

在楼上的意大利，爸爸对妈妈说，她不该像那样乞讨。

你什么意思？乞讨？

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自尊吗？乞讨靴子这样的东西？

那你会怎么做？大派头先生，你会让他们光着脚走路吗？

我宁愿把他们的鞋修一修。

他们的鞋都已经散架了。

我可以修好它们，他说。

你什么也修不好，你是个废物！她说。

第二天，他拿着一个旧自行车轮胎回家，打发我去隔壁的汉农先生那儿，借来一个鞋楦子和一把锤子。他用妈妈那把锋利的刀子在轮胎上乱割一气，割出几块跟鞋底和鞋跟一样大小的胶皮。妈妈说他会毁了我们的鞋子，他还是用锤子不停地敲打起来，把胶皮钉在鞋子上。妈妈说：主啊，要是你不动这些鞋子的话，它们至少还可以穿到复活节，没准儿那时候我们就能从圣文森特保罗协会领到靴子了。可是他不住手，直到鞋底和鞋跟被几块胶皮包上才算完。鞋子的两边都多出一些胶皮，前后也耷拉着一些。他让我们穿上鞋子，还说我们的脚会又舒服又暖和。可我们都不想再穿鞋子了，因为轮胎胶皮凹凸不平，在意大利走路时总是磕磕绊绊的。他又打发我把鞋楦子和锤子还给汉农先生，汉农太太见了，说：主啊，你的鞋子怎么啦？她大笑起来，汉农先生则摇摇头，让我觉得好不羞辱。第二天，我不想去上学了，我假装生病，可爸爸把我们叫了起来，给我们吃了煎面包，喝了茶，说我们应该庆幸自己竟然还有鞋子穿，在利米国立学校，有的孩子大冷天还光着脚去上学呢。上学路上，学校的男孩们都讥笑我们，因为轮胎胶皮那么厚，让我们长高了好几英寸。那些男孩子问：上边的空气怎么样呀？班里有六七个光脚的孩子，他们什么也不说。我真不知道，是穿钉着轮胎胶皮，让你跌跌撞撞的鞋子好，还是光着脚走路好。要是你压根没有鞋子，会有光脚的孩子跟你站在一边；要是你有钉着轮胎胶皮的鞋子，那只有自己的弟弟跟你站在一起，只能孤军奋战。我在操场小棚子的长凳上坐下来，脱掉鞋子和袜子，走进班里，老师问我的鞋子哪儿去了，他知道我不属于班里的光脚族，让我去操场把鞋子拿回来重新穿上。随后，他冲全班的人说：这里有人嘲笑别人，有人讥笑别人的不幸。这个班里有谁自认为完美无缺吗？举起手来。

没有人举手。

这个班里有谁出身富家，把大把的钞票都花在鞋子上吗？举起手来。

没有人举手。

他说：班上有些孩子不得不想方设法修补鞋子，有些孩子根本就没有鞋子可穿，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也不是耻辱。我们的主就没有鞋子，他死的时候没穿鞋子。你们可曾看见被吊在十字架上的他穿着运动鞋吗？你们见过吗，男孩们？

没有，先生。

你们没有看见我们的主怎么样？

被吊在十字架上，还穿着运动鞋，先生。

那么，要是我听说这个班里有人嘲笑迈考特或者他弟弟的鞋子，棍子就会找上门来。什么会找上门来，男孩们？

棍子，先生。

棍子会蛰人的，男孩们。白腊树枝会在空中嗖嗖作响，会落在那些讥讽者的屁股上，落在那些嘲笑者的屁股上。它会落在什么地方，男孩们？

落在讥讽者的屁股上，先生。

还有呢？

嘲笑者的屁股上，先生。

那些男孩子不再招惹我们了，几个星期里，我们穿着钉着轮胎胶皮的鞋子，直到复活节。这时，圣文森特保罗协会把靴子送给我们了。

每当我半夜起床往马桶里撒尿，就走到楼梯上朝下看，看看天使是不是在第七级楼梯上。有时我的确看见那里有光亮。要是家里人都睡着了，我就坐在楼梯上，说不定天使又会送来一个宝宝，或者单单是一次来访。我问妈妈，是不是天使送来一个宝宝后，便会把他们忘了。她说：当然不会，天使从来不会忘记这些宝宝，而且还要回来看看，确保这些宝宝是幸福的。

我可以问天使各种问题，我相信他会回答的，除非那是一个女天使。不过，我相信一个女天使也会回答问题的。我从没听说过她们不回答问题。

我在第七级楼梯上坐了很长时间，相信天使就在这里。我把所有不能告诉妈妈或爸爸的事情（害怕敲脑袋或是叫你出去一边玩去）都告诉他。我告诉他学校里发生的所有事情，老师用爱尔兰话冲我们发火时，我是多么惧怕他和他的棍子，我仍然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我是从美国来的，其他的男孩子都是比我早一年开始学习爱尔兰语的。

我就这么待在第七级楼梯上，一直待到冷得受不了，或者爸爸起床叫我回去睡觉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告诉我天使和第七级楼梯的人，所以他应该知道我坐在这里的原因。可一天夜里，我告诉他我在这里等天使，他却说：啊，那么，弗兰西斯，你是一个梦想家喽。

我回到床上，听见他跟妈妈小声说：那个可怜的小家伙正坐在楼梯上，和天使喋喋不休呢。

他笑了起来，妈妈也笑了起来。大人竟然笑话给他们送来新宝宝的天使，这真是不可思议。

复活节前夕，我们搬回楼下的爱尔兰。复活节要比圣诞节好，因为天气很暖和，墙壁也不湿漉漉的滴着水了，厨房里也不再是一片湖泊了。要是早点起床的话，我们还可以晒一会儿从厨房窗户照进来的阳光。

晴朗的天气里，男人们坐在外面抽着香烟（要是他们有香烟的话），看着这个世界，看着我们玩。女人们抱着膀子站着聊天，她们不坐，她们要做的不过是照顾孩子，打扫卫生和做饭。男人们才需要椅子，他们每天早上要走去职业介绍所签领救济金，还要讨论世界问题，考虑一天其余的时间该怎么打发，这些弄得他们很疲倦。有些人到赌马场仔细研究，用一两个先令押上可靠的一宝。有些人则在卡内基图书馆看英国和爱尔兰的报纸。靠救济金过日子的人要紧跟时事，因为其他领救济金的男人都是时事专家，万一他们提到希特勒、墨索里尼或千百万中国人的可怕状况，你得作好应答的准备才行。一天结束后，领救济金的男人拿着马票或者报纸回家，优哉游哉地抽点烟，喝点茶，坐在椅子里考虑一下世界形势，他的老婆是不该有什么怨言的。

复活节要比圣诞节好，因为爸爸领我们去至圣救主会教堂，那里所有的牧师都穿着白袍，唱着歌。他们很高兴，因为我们的主在天堂。我问爸爸马槽里那个圣婴是不是死了，他说：没有，他死的时候是三十三岁。他在那儿呢，吊在十字架上。我不明白他怎么长得这么快，他被吊在那儿，戴着一顶荆棘编成的帽子，浑身是血。血从他的头上、手上、脚上和肚子上方的一个大洞里滴下来。

爸爸说等我长大就会明白了，他一直这么对我说，我也盼着长成像他那样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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